写在《后上塘书》之后
——《后上塘书》创作谈
2003年，我走进一座村庄，一座小得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那里的房屋、草垛、院墙、猪圈都很熟悉，像我的老家，那里的人们，一经见面便热情洋溢，像我的亲戚、邻居……那个村庄，是我笔下的村庄，叫上塘。那里的人们，是我笔下的人们，叫刘立功、徐兰、鞠文采，他们虽然出自虚构，却是我一直以来的想念。大约还在童年，我就与他们厮守、相伴，到我长大，成为一个写作者，他们从记忆里涌出，在我的小说《上塘书》里生老病死、打发日子。小说里的日子不管过得好与不好，总要结束，就像剧场里的戏剧，戏剧结束了，人物卸妆离去，小说结束了，那里的人物却卸不了妆，他们不但卸不了妆，还一直尾随你，成为你的影子，某一天，他们突然现身，你竟惊出一身热汗。
那是2009年春天，从故乡返回大连的途中，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非要我在县城停留一下，介绍我认识一个人。朋友是热爱文学的生意人，他对文学饱有热情的方式除了有限的阅读，就是不断地请文人吃饭，不断地让你认识一个人。而十有八九，他领来的人你不感兴趣。那天中午，他领来的人是一个开矿的老板，这老板刚刚遭遇一场灾难，妻子在家里被害。朋友让我认识，显然不是为了提供写作资源。我们刚刚坐下来，他就指着对方说，你看看他，死了老婆就活不起了，都混到企业家、人大代表了，还这么个熊样！你说至于吗！今儿个没有外人，咱有什么说什么，这老哥在外面早就有相好了，老婆死了等于给她让位儿，可你看他，还不理人家了，动不动就去老婆坟地，一坐就是半天，你说至于吗！你是作家，你开导开导他……
那次饭局只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一方面，摊上这种事，开导根本没用，你不是当事者，你无法体会当事者的感受；再说，他一直低头抽烟不肯说话，你即使想开导，也无从下嘴。当然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那天中午，闷闷地看着那张汗津津的国字脸，我的汗也淌了出来。我记得，那是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室内的气温也不过十度，可我确实出了汗，因为我发现我认识他，我不但认识他，还知道他叫刘立功，曾经是歇马山庄村长。他当年一夜之间辞掉职务，进城发展，是因发现当小学教师的老婆徐兰跟鞠文采私通，赌一口气；我还知道，他出身卑微，为了改变后代基因，挖空心思追到大户人家的女子，却像一只蚂蚁追到一只蚕豆，不知该怎么办……
《上塘书》的写作已经六年了，六年过去，还能在一个场合与那里的人物相遇，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奇迹是灵感的种子，它降至眼前让我兴奋，竟至于出了汗，可绝不意味着是种子就一定能生根发芽，它需要土壤，需要阳光、雨露和空气。我是说，离开朋友的餐桌，本以为回到家里用不上一年就能写成，可两年都过去了，才写下不到两万字。我似乎只认识他们的过去而不认识他们的现在，我似乎也能想象他们的现在，他们大都离开了上塘，他们的人生激荡在上塘外面的远方，他们的生命连接着乡村城市化的变革，他们被改变身份的欲望唤醒，使尽浑身解数……可是，我的困难在于，我能够在理性层面推理他们的现实遭遇，却给不了他们遭遇现实的物质外壳，具体说是，我不知道刘立功每天住在哪里，他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写《上塘书》时，他还生活在封闭的上塘，我的想象可以凭借记忆；现在，他从上塘出来了，经历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摸爬滚打，他跟家，跟背后的家族、土地，跟身份赋予他的一切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触摸不到……虚构的文学需要一个坚实可信的物质外壳，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可我看不到我笔下人物吃喝拉撒生活起居的真实场域，他们就像空中飞人，飞速旋转让你眩惑，让你心跳，你却觉得和他们不在同一世界……
《上塘书》里的人物睁开了眼睛，活了起来，我却无法让他们走到现实的地面，无法把他们感召到同一世界。眼睁睁看着他们拥堵于笔端，痛苦的我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走出家门，返回乡村现场。
那是整整两年的时光，我把自己放逐乡村，放逐乡野，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去采访那个餐桌上认识的企业家，因为朋友告诉我，他和那个相好的结婚生了儿子，早就不再痛苦，这结局让我失望。两年时光，我不光结识了从底层打拼出来的各色人等，还在法院的审判庭、信访办的接待室、乡村大地的沟沟汊汊，探到了许许多多来自那里的生命消息，采访倾听了许许多多来自那里的人生故事，有段时间，我还随心理学朋友参与了对农村自杀遗族的调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生死十日谈》。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如果不是神经网络里有了一个当代乡村更大更宏阔的图景，如果不是内心被当下乡村深刻的变革冲击，我写不了《生死十日谈》，同样，没有《生死十日谈》的写作，刘立功们依然无法行动。因为在这次自杀调查中，我遇到这样一个人：他立志改变乡村，二十几岁就当上村长，可上世纪90年代，他经不住外面的诱惑，和刘立功一样，一夜之间辞掉村长的职务到外面打拼，然后赚了上亿资产，家从乡村迁到县城又迁至大城市。有一天，国家鼓励有钱大户承包土地搞现代农业，他居然又回到乡村，重新竞上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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