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说，卡佛没那么好
这个世道有点看不懂，都说忙，没时间坐下来看书，但砖头一样的长篇就比中短篇小说集好卖。尤其短篇集，跟诗集一样是出版毒药。我见到的出版商每谈及此类项目，都拿出即将倾家荡产的人道主义精神咬牙切齿地才能说：好吧，出。如果阅读和市场的确就如此诡异地拧巴下去，你也得认了，写短篇就抱着为艺术献身的目的即可；但是，我又见到、听到这两年但凡跟文学沾上一点边的同志都张口闭口在说卡佛，把大师挂在嘴上的劲头让我对短篇事业似乎又可以满怀信心。卡佛的短篇那真叫短，一个集子摞一块也未必有一个长篇的一章字数多，坊间就是能炸锅似的谈，报章杂志就是能整版整版地做。在文学精神如此匮乏的中国当下，得如此礼遇者，近年来也不过余秋雨、村上春树和张爱玲几人而已。此几大师据说都曾一度成为女孩子坤包中的必备之物，开谈不说某某某，那是你没文化。所以大师们也因此上升为是否小资的重要指标。我希望卡佛不要成为什么指标，喜欢的就认真看，不喜欢的也不必揣着装门面。平心而论，对浮光掠影的阅读来说，卡佛不是个好选择。
现在说卡佛。他已经被抬得如此之高，想批评的人会感到怯。怯不仅仅是怀疑自己的判断，还有卡佛拥趸们的指责。先前写过一篇关于卡夫卡的小文，我说卡夫卡是大师，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他的汉译本中的文风我不喜欢。文章放到网上，一群患了“大师强迫症”的人，走马观花地看见了，略过一大堆我礼赞和心仪卡氏的文字，条件反射般地就盯住了“不喜欢”这三个字，冲上来一顿围殴。说啥的都有，总其要有这么几条：1.说大师不好，你也配？2.说啥说，都没看懂大师。3.丫被惯坏了，都开始信口雌黄了。4.看来这人废了。好像我说了“不喜欢”，就是犯了天条，接下来活该字都不会写了。要是我哪天头脑一热，说很讨厌托尔斯泰，是不是得满门抄斩？
因言获罪会被送监狱，判你个十来年，那是谈政治的恶果；在文学里，冒犯权威进班房倒不至于，主要是他们没这权力，但一堆板砖是逃不掉的。反正这事很奇怪，所有的，从上到下，从组织到个人，就是不能尊重你说话的权利。此非空穴来风。某日与一群新老朋友聚，席间谈到卡佛，我说卡佛没那么好，立马为千夫所指。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看不看卡佛，懂不懂卡佛，但他们显然都理直气壮地认为我不懂。那么好吧，我埋头吃喝，再说就有人要拍案而起，剥夺我的吃菜权了。有立场固然值得褒扬，只是，如果我们在所有事情上的立场，都能像捍卫权威那么坚定就好了。
我的确认为卡佛没那么好。
当然前提是，卡佛很好，只是没到我们众口一词那么伟大的份儿上。
念大学时读过于晓丹译的《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小册子，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耳目一新，短篇小说到卡佛这里不一样了。但也仅此而已，没能留下更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刚开始写作，对小说艺术的意会还很肤浅，反正对卡佛没到念念不忘的地步。然后就是这两年卡佛高烧，文学界如同发现了所罗门宝藏，奔走相告；于是重读，写作有年，觉出了他的好，也觉出了他的没那么好。
卡佛的好，我觉出的不比别人多：极简，巨大的沉默和空白，精进乃至苛刻的艺术自律，温暖的小人物叙述，日常生活的充分诗意化，等。其实，随便挑出其中的一条放进我们当下的短篇小说创作中，都是难得的品质。卡佛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能获得无上之荣誉，得承认，也和我们的平庸懈怠的短篇小说创作现状有关。不比不知道，一比发现还是人家的好。的确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经典是个历史的范畴。若干年来都说《红楼梦》是老大，《金瓶梅》等而下下之，现在，不少学术界和文学圈的有识之士认为，未必《金瓶梅》就不在《红楼梦》之上。此一时彼一时。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要说的是，短篇小说在卡佛这里变成了别致和另类的模样，我倾向于认为是个形式问题。或者说，是个写作上的方法论的问题。他只是在方法论上做得比别人更极端一些，因而成就了形式上的典范。而这个极端于短篇而言是否就好，还未必是铁板钉钉。
节制是写作的美德，但准确是更大的美德，如果为节制而损害准确，吾未见其明也。节制过了头可能就是矫情和做作。我读卡佛，常觉得这是个技术高妙的匠人，他的大刀斧劈带了点表演的成分。你看，这点儿我能砍掉，那一点儿亦可去之，没有最少，只有更少；你敢说这不是小说么？小说可以砍，甚至可以无限制地砍下去，日去其半，万世不竭；只是，无限地抠门也不一定能变成富翁。小说该有的枝蔓和丰沛，该有的模糊性，文字该有的毛边和艺术感，以及在更高精确度上需要呈现的小说和故事的基本元素，是忍受不了如此残酷的删刈的。卡佛的做法固然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空白和值得尊敬的沉默，不过稍不留心，也有可能把小说简化为单薄的故事片段乃至细节，那样不仅出不了空白，反倒弄成了闭合的结构，死死地封住了意蕴的出路。我以为，小说节制的前提是自然，是浑然天成，如同中国的书法，飞白要“非白”不可时才有意义，否则，那只是没控制好笔，或者是舍不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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