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后期，卡佛一度放开，不打算那么苛待文字了，要让小说丰腴起来。参见小说集《大教堂》。集子里有篇备受嘉奖的《好事一小件》，在卡佛之前的另一本短篇集子《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名叫《洗澡》。卡佛重写了这个小说。重写后的小说多了二十多个页码。我很吃惊，为什么一支极简的笔稍稍放松一下，就变成了啰嗦。小说的内核几乎没有变大，但篇幅大了，大得让人觉得铺张。不是语言自身的铺张，而是相对于小说的核来说，文字铺张了。在稍繁和极简之间，对几乎同一个小说，差异之大，或可思量。
看到诸多有关卡佛的高论，我经常怀疑这其中是否有过度阐释之嫌。有些小说，就那么弱不禁风的几个故事断面，相互间的张力会如此巨大？意蕴能够如此丰厚？对卡佛的阐释，似乎必须具体到字词，大家要在字词间寻找空白。然而空白未必等于沉默，巨大的空白也未必等于巨大的沉默，空白可能是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非得拿着猜谜的心态去看小说，我敢肯定，任何一部小说都玄机四伏。更不必说卡佛的小说了。卡佛写小说的确像极了化外高人，说一半，留一半，欲言又止。他的欲言又止，让很多人欲罢不能，不找出点微言大义来心里就不能踏实。
好短篇是不可以太白，白了没意思，但话你总得说到六七分才好，让丰厚的意蕴自然生成。卡佛坚持只说一半，有的一半都不到，如果你们认为剩下的都是极具意义的空白，是珍贵的沉默，那它的意蕴生成就有劳诸君去东拉西扯了。
说方法论，也非卡佛的首创。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早已有之，不过下手没有卡佛狠而已。巴塞尔姆的后现代短篇，相当一部分理解起来比卡佛还玄，支离破碎的情节和细节之间，张力生成的难度绝不比卡佛小。要说极简和留白，巴塞尔姆还真不一定输给他。还得说一说俄国的伊萨克·巴别尔。在我看来，真正将留白和自然融于一炉的，是巴别尔。巴别尔短篇小说的好，在他的无所用心，在他的作而不做作。看巴别尔小说，你不会觉得这人拿起笔之前必须要装模作样地挺直腰杆正襟危坐。他就是在墙头马上和稻草垛旁边，逮着空就写几笔，他没那个时间和心思去做作。所以，他的自然乃是耳目所及，他的留白和节制可能就是世界的真相。
正是这个巴别尔让我对所谓大师的判断有了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方法论固然重要，世界观更重要。世界观最终决定着你的方法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巴别尔高于卡佛。巴别尔提供了他对战争、人和这个世界的迥异于我们的看法，他的彪悍和脆弱、残酷和温情的古怪而又自然的纠结，他的崇高和卑琐，他的文学和文字的大和小的辩证法，导致了他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文学创作。也许只有巴别尔能写出《骑兵军》这样的小说，就像只有卡夫卡能写出《变形记》和《乡村医生》来一样，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本质上与我们相异。他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之宏大和细微唯他们所独有，他们才是既能在世界观又能在方法论上打上“某某记”的大师。
当然，也有根本无视方法论的大师，只靠世界观就可以睥睨群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别跟我谈什么技术主义，什么方法不方法的。结构不当怎么了？写不到结尾怎么了？照样经典。卡夫卡的长篇都结不了尾，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也结不了尾，你能说它们不是好东西？在他们这里，我们要盯紧的是他们价值连城的世界观，不是方法论。
而卡佛，在他小说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他无限地接近于我们的看待世界的眼光。他缺少我理想中的大师当有的世界观。他的目光平常，局限于日常的人情和伦理——当然，他看得也深入、细致和耐心，他是“微物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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