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从官场里站出来
——评王秀云的《返青》
阅读《返青》的时候，我不时地走神，想两年前去某地，一个小镇，副镇长跟我说，他大我一岁。当时我二十六。时值中秋，平原上的清早有点凉，副镇长站在镇政府院子里落满露水的谷物中间，看起来清瘦萧索。这么年轻就打理一个镇子的事务，堪此重任吗？多少万的人民群众，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道路、庄稼、草垛、牲口、集市和一枚钉子的前途，多么琐碎和浩大的工程。我的想象局限在他的年轻和巨大的地域。如果在这个逻辑里把副镇长送进某篇小说，会是什么样子？肯定不是当下所谓的“官场小说”。它里面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没有权和钱和色的纠纷，没有升迁浮沉的权势跌宕，也没有政治黑幕和隐私的贩卖。这样说，好像我对官场小说颇有微词。
在我的有限阅读中，官场小说的确不太容易让人兴奋。原因在于，它更像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小说不仅仅是故事。从可操作性来讲，故事更容易，它有套路可循。权、钱、色，三者稍加缠绕就足以做出引人入胜的故事。它不惮重复，乐于陷人套路，因为套路本身也是成就类型化的标识和法宝。这一点，和武侠、侦探、玄幻——包括当下的另一流行风潮，底层小说——相通。我不觉得这么说就不厚道，你看看，权、钱、色哪一个单拎出来都可以吸引眼球，我在为它做广告呢。事实上，大伙儿爱看的就是这个套路。玩玩政治黑幕，搞搞技术化的尔虞我诈，再孜孜不倦地教人玩心眼，外加一点感情戏。很多时候看起来更像是一部部官场厚黑学。
但对我这样的半职业读者来说，套路构成了问题。我不能整天看不同人写的同一个故事。而且，这也是最重要的，我看不到这类小说中“人”在哪里。对我来说，小说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不是没有人，从头到底都是男几号女几号的故事。问题在于，人物在小说里已经被严重道具化，他们被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机关算计、交易迎送架空了，张三和李四本身已经没有意义，都是牵线木偶，像游戏里的人物，他们执行的不是人物自身的生命议程，而是官场的、公共的、那个尽人皆知的逻辑里的议程。所以你看到的官场小说中的人都在奔跑游走，忙得像算命打卦的先生和寝食难安的凶手。他们停不下来看看自己，一旦闲暇，我们就得派几个异性填补他们生活的那一点点空白。没办法，我们觉得色也是人民需要的。
而好的小说，恰恰需要人物不断地停下来看看自己。
他要证明自己只能是张三而不能是李四，他是独特的、丰润的、立体的，有弹性的。他要故事跟着他走，而不是他跟着故事走。他要在上行下效之间、欺上瞒下之间、上下其手之间，要在理想和欲望之间、个体与体制之间、升迁和浮沉之间、权势与交易之间，看见自己的困惑和焦虑，找出困境和出路，验证他的理想和非理想以及他的奋力和挣扎的意义。“人”从小说中像冰山一样慢慢地浮上来，他是这个世界动荡的根源。
接着说《返青》。小说里的苏世清、花晓和李宝明让我想起两年前的那个副镇长，他们都很年轻，处在我忍不住要为他们忧虑的年龄。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已经转正为镇长或者书记。他在处理政事时，是否也需要随身携带牙刷，是否也会遇到黄三式的地头蛇。他在升迁的路上是否也会处心积虑，迎面碰上花晓一样暧昧的对手。我猜测的兴趣如此之大，有点像跳伞时对大地的渴望。你一定看出来了，这个小说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官场小说”——不是说它官场的味道和特征就不存在，而是在阅读过程中，官场逐渐从我的期待里消失，眼前慢慢站出了“人”：苏世清、花晓、李宝明。还有黄三、钟丽和伍艾雯，以及苍生。
这非常重要。
苏世清和花晓基本上是看见了自己的那类人，在官场和个人之间他们找到了自己尴尬的缝隙。既是抽象的，也是感性的，所以形象比较丰沛，他们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相对来说，苏世清的政治生活和感情生活更程式化一些，他如果能把摆平黄三的本事一半用在婚姻上，小说会是另外一番样子。当然，苏世清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是说王秀云在处理这个人物时，下了很大的力气，她把对基层行政状况的谙熟有效地转化成了苏世清面对的挑战，这需要相当的“生活”。在此，我要对王秀云的“生活”表达出我的敬意，苏世清和黄三的那场精彩的较酒，仅有想象力怕是搞不定的。可我又在想，如果那个第三者不是钟丽的叔叔，不是常规思路中必然的“上司”，苏世清在婚姻中不再被动且能于家庭和官场的夹缝里英勇突围，这个人物是不是就能站稳了一号位？因为在我看来，小说里形象更完整的是花晓，虽然她之着墨远少于苏世清。作为小说人物，花晓更切肤更“人性化”一点，也更纯粹，她的向上、观望、爱慕、寻找，直到绝望、坦然和独身以终老，生命波折而又平和，在一个人的逻辑里保全了自我。这很好。
伍艾雯不能忽略。她的意义不在她被写得有多真实多好，而在她对情节的推动和作为小说意义的生长点。前者无需赘述。至于后者，若依照常规的小说作法，我可以说，用在伍艾雯身上的篇幅有点铺张了，她的死也有点突兀和想当然。但换个角度看，我以为此人物深人细致的穿插别有功效，她有效地削弱了“官场小说”的特征，她把基层官场的叙述拉近了大地和苍生。官场小说因为其模式化和过强的故事性，往往让人有悬空之感，成为官场那个狭隘的场域中自足的游戏，与生活、人和大地难有大的张力。伍艾雯身上散发着某种民间性，她代替了广大人民在这个准官场小说中硬生生地开辟了一块阵地。这种嵌入式的侵犯给小说制造了伤口，也为输入新鲜血液提供了路径。伍艾雯帮助这小说和大地接上了头，给它连上了地气，由此，这个小说有了更广大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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