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三 一个人的乌托邦
阳光与阴影
1997年夏天，我的大一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我一个人回到学校，校园里空荡荡没几个人。学校为了安全和便于管理，把假期留下来的学生集中到一栋宿舍楼里，我和几个其他班级和系科的男生成了邻居。待在学校没什么事，就从图书馆里借了一堆文学书来看。那个时候很迷茫，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之前我倒是知道的，很多年里我都想当个大律师，在法庭上纵横捭阖，把死人说活，让稻草变成金条。但高考很失败，报考的所有法律专业都没念成，进了中文系。律师梦显然没戏了。我对自己很不满，对念的大学也不满，整个大一我读书和学习都像赌气，因此成绩很好，书也读了不少。但这样的读书跟文学无关，而是与中文系有关，既在中文系，不读文学书又能干什么。我几乎是为读而读。
那个夏天的黄昏，我读完了张炜的长篇小说《家族》，穿着大短裤从宿舍里跑出来，很想找个人谈谈。我想告诉他，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我要当个作家。当时校园里安静得只有树上的蝉在叫，宿舍楼周围的荒草里飞出来很多小虫子。夕阳半落，西天上布满透明的彩霞，水泥地上升起看不见的热气，这个世界热烈但安宁。如果当时有人看见我，一定会发现我的脸和眼睛都是红的，跟晚霞没关系，我激动。非常激动，找不到人说话，我在宿舍楼前破败的水泥上转来转去，想大喊几声。当一个作家竟如此之好，他可以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用一种更准确更美好的方式。刚开始读《家族》，我就发现我的很多想法和书里的很像，读到后来，越发觉得这本书简直是在替我说话。一个作家竟然可以重现一个陌生人，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神奇，这个行当突然对我充满了不可抗拒的诱惑。为什么不当个作家？此前的文学阅读和启蒙，以及作为文学爱好者经历的诗和小说的写作训练，在合上《家族》的那一瞬间共同促成了我的决定：当一个作家。
就这么简单，1997年夏天我有了明确的未来，此后的十二年里不曾中断和放弃。现在回头想那个黄昏，也许不乏矫情，但你若能理解一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像闲兽一样失去方向地绕了一年的圈子，并且一直摆脱不掉梦想破灭的失重感，你就能理解他在获得一种深深地契合他的方向时的激动和真诚。《家族》不是张炜最好的小说，那之后我也再没有重读，但它对我很重要。
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找到，宿舍楼里空空荡荡。在这栋楼里，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同年级的中文系同学，姓潘，我一班，他二班。我们偶尔会串门聊天，住隔壁之前我们从没说过一句话。他假期留在学校为了做家教挣钱，人很老实，如果做朋友，会相当可靠。我对他的了解就这些。我很想跟他说一说，只有他可以分享一下我的幸福。可他不在，那会儿应该是他做家教的时间。但他永远嵌在了那个黄昏，一想到我的文学之初，他就会梳着很不讲究的分头胖墩墩地出现在我的回忆里。
我想说的是后来，几个月后他死了，被三个二流子活活打死在离校门口五十米远的当街上。那个傍晚天刚刚有点凉，校门口正对的那条弯曲的小街这时候总是弥漫着烟火气。所有小饭馆都开着门，小老板在饭馆门前的火炉上亲自掌勺，烤肉串的、油炸里脊肉的、卖酒酿的、做水煎包子和辣汤的摊子乱糟糟地摆在路边，还有各种小物件小玩意的架子安插在空隙里，本来就不宽的小街更窄了。潘同学家教回来，骑着自行车穿过小街，不小心擦着了一个女孩的手臂，女孩惊叫一声。潘同学赶紧停下，一条腿支地问伤着了没有。没事，女孩子不过是胆子小了点，一只蚊子擦着胳膊飞过去也会尖叫。但和她同行的三个小伙子不答应，一脚把他连人带车踹倒在地，然后六条腿同时往他身上踢。围观者说，辩白的时间都没有，我暑假时的邻居就被活活踢死在路中间，内脏破裂。二流子们喝多了，刚从酒馆里出来，他们请了个拳师吃饭，准备拜那人为师学武艺。也许他们认为自己功夫在身了，应该提前施展一下拳脚。
出事的时候我刚从家里返校，一路车马劳顿有点累，正躺在宿舍里想歇一会儿。同学急匆匆告诉我潘出事了，那时候他躺在地上蜷成一只虾米，一动不动。我记得那晚宿舍的灯光昏暗，我床在上铺，睁开眼的时候一点不觉得光线刺眼。
围观者说，前后就几分钟。就那么几分钟，一条命没了，一个同学、邻居和兄弟没了，几个月前的一个黄昏我迫不及待要找他说说话，告诉他我决定当作家。他还在做家教。他死后，我对他的了解多了一些：家在农村，很穷，父亲做工时摔坏了腰，长年卧床，母亲精神不大好，弟弟不务正业到处游荡，潘同时做几个家教，挣的钱一部分支付学费和日常开支，剩下的寄回去补贴家用。他妈听到噩耗当场就昏过去，他是潘家的顶梁柱。
这些年我常常想到潘，想到人之恶、生离死别、无常和幻灭。他与它们和我和文学和我的文学息息相关。好几个小说里我都写到了潘之死，我想象自己以不同的身份返回到那个现场，我想看清楚潘这一生最后的细节。这个总是做家教的兄弟，黄昏时我没找到，傍晚之后再也找不到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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