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声音之旅
诗歌的先天条件比较好，与生俱来就和声音是一家人。按照鲁迅的说法，最早的诗歌大概是“吭唷吭唷”，劳动人民干活时，一张嘴就成了诗。鲁迅还说过，即使天才，第一声啼哭也不可能是诗。即使不是诗，仍然表明诗歌和声音的关系非同寻常，几乎是如影随形。从“吭唷吭唷”变成诗之后，诗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依然摆脱不了声音的追附。古典诗歌里的音韵、格律，闻一多新格律诗中的音乐美，以及当下很多诗人对诗歌中音韵的考究和对声音表现能力的开拓与发现，无不显示了声音在诗歌中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诗歌的声音现象学”的确是不能不讨论的问题，而且大有可为。
只是功力所限，我说不来，老柳招呼我的时候，我是既纳闷又惶恐。这话题是要诗人和专业的研究者来谈的，我得靠边站。老柳说，你写小说，就从小说的角度说说对声音的想法，也是一种别致的眼光。别致是别致了，说什么对我成了大问题。思前想后，只好把声音硬往小说身上扯，门外说话，几个想法，也算是发出点声音吧。
一
如果说声音追随诗歌是与生俱来的，那么，是否也可以说，小说与声音的关系也是与生俱来的？在我看来，在某种意义上，小说的历史就是声音的历史。
在中国，“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胡怀琛在《中国小说概论》里认为：“‘小’就是不重要的意思。‘说’字，在那时候和‘悦’字是不分的。所以有时候‘说’字就是‘悦’字。用在此处，‘说’字甚至涵有‘悦’字的意思。‘小说’就是讲那些无关紧要的话，或是讲些笑话，供给听者的娱乐，给听者消遣无聊的光阴，或者讨听者的喜欢。”这么说惨了点，好像小说成了卖笑的工具。但是这其中无疑透露了一个意思，小说在早期和诗歌一样，是口头传说出来的，张嘴可以是诗歌，也可以是小说。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也说：“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这里所谓的“小说”，是稗官所收集的街谈巷议，多属闲谈奇事。街谈巷议，闲谈奇事，理所当然与声音有关。要说得动听，说得引人入胜，就不得不在声音上下工夫，说最好听的话，发最好听的声音。这和卖唱的一样，声音的持有者不同，“小说”的效果也不同。
当然，真正凭借想象和虚构为重要手段的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从时间发展上看，唐代的传奇小说应该是其发端。唐代已经出现的说唱艺术极大地刺激了传奇作家的创作欲望。当时很多作家创作传奇的目的，很多程度上为了说唱。到了两宋，话本小说出现，这种小说样式完全是为了说出来，给说书人提供材料。为说而创作，在形式上当然要符合“说”的特点，就是说，要符合声音的规律，适合“被听”。
两宋之后，小说基本上已经被训练得生出了两只耳朵，迫使小说家在创作的时候，时刻关注书房外面观众（听众）的反应。即便在当下，小说越来越变成眼睛和大脑的事业，小说家依然不敢放松声音上的经营，在我们的阅读经验里，如果一个小说在声音上佶屈聱牙，我们的眼睛和大脑就立刻会产生不良的生理反应。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历史就是声音的历史”这一论断，问题似乎不是很大。
二
我们知道汉字重在表意，但事实上，作为我们的母语，经历了世代的承袭和积淀之后，汉字已经不仅仅是单一的表意符号，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色香味声俱全的集合体。就比如说“暮鼓晨钟”这个词，看到第一眼时的反应，我们大概不仅仅会把它肢解为“暮、鼓、晨、钟”四个字，然后想到黄昏的鼓声和清晨的钟声，而是会把我们的整个感觉和理解系统都调动起来，看见黄昏和清晨宏伟阔大的景色，或沉郁苍凉，或清新绵长，它的声音必然也在耳边响起，不只是钟鼓之声，还有这四个字本身发出的声音，或沉实或清幽，甚至声音的颜色都看得见。可见，母语融入我们的血液之后，已经成了能激发所有感觉的东西。
宋代俞文豹的《吹剑录》里有个著名的故事：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如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为之绝倒。
这个故事更明确地把声音的意义凸显了出来。为什么苏东坡的词要关西大汉来唱“大江东去”，还要拿块铁板，而柳永的词却要一个十七八岁的妙龄女郎来唱温婉缠绵又悲凄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手里是块精致剔透的红牙板。因为他们的词不仅仅具有原始意义上的所指，还有丰富的能指可以发掘。声音对此作出了贡献，什么样的嗓子唱什么样的词，文字声音的表达功能并不弱于文字本身的表意功能。
声音对于诗词表达的挖掘和开拓具有相当的意义，对小说亦然。多年以来，我们习惯于认为声音于小说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因素，仅仅是个修饰，不过是为了读起来朗朗上口获得小说额外的美感。而事实上，声音在小说里不仅担负形式上的责任，它和文字的色香味义一样，同时承担了小说意义上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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