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作家的小说都有他独特的声音。鲁迅小说的声音低沉、忧郁、浑厚，中气十足；张爱玲小说的声音浓酽、苍凉、慵懒，时有沉静的老妇之声。这些文字本身的特点一者可以加强作家的风格，二者，它们参与了小说意义的表达，让鲁迅和张爱玲分别成为鲁迅和张爱玲。一种色彩和声音的文字只能恰如其分地表达一种情绪和意义，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应该“具有独特的思想观念和不可模仿的声音，……他写的任何东西——常常带着他的思想标记，发自他的声音——都是他作品的组成部分”。一个作家要有自己的声音（文字），自己的声音（文字）也要有自己的声音。
以沈从文的文字为例：
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做白河。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可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常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晾晒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悦。
——沈从文《边城》
这段文字清新简明，单从形式上看，节奏和韵律是颇为讲究的。往往在出其不意的地方双音词与单音词交叉互用，个别地方揉入文言，使得读起来婉转起伏，质地古朴又清净。但是如果仅仅把沈从文的文字限定在形式的营造上，那实在是顾此失彼了。沈从文的文字在对小说的主题表达上，同样是功不可没的。他想写出的湘西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荒僻，山清水秀，风物原始，民风淳朴且有本色的蛮横。要贴切地表达，必要有与之相符的妥帖的声音：需要温润、清明、缓慢、透澈的声音来摹写山水和人情；需要有文白夹杂的语言，稚拙恬淡、亦古亦今的声音来表达古朴荒僻的化外风物；需要峰回路转一般的音调，长短相济的句子来抒发对山水人物的赞美。所以，读起来声音总是清朗中有低回、悠长里见短促。
在我们通常对文章的认识里，莫不是持“意义为体，形式为用”的观点，而实际上，在《边城》这样的小说中，声音已不再局限为装饰，已经实现了“转用为体”的转化。声音本身已经开始表达意义，开始发挥和文字意义的那部分相同的发现的功能。
这一点在现代形态的小说里表现更为极端和显著：形式即内容。国外的，比如意识流，比如法国的新小说，后现代的破碎文本；国内的，比如先锋派的试验。其中当然不乏为形式而形式的极端形式主义者，但是整体上来说，意识流的运用，新小说的兴起，后现代的拼贴小说，包括1980年代的先锋派们的努力，背后都还是有一个理念在支撑的，就是他们都认为，这样的形式本身就体现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体现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们把内容转化为形式，或者说用形式来充当内容，因为他们在传统的形式因素上发现了意义，他们让形式本身去表达、去发现。
小说形式的诸多因素中，一部分表意的功能已陆续被重新发现，相信“声音”对小说的意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也不远了。
三
自翻译昌盛以来，汉语的表达一直在遭受译文的冲击。“五四”新文学强调的白话，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式的白话，尤其小说创作，译文腔已经比较明显。“五四”以来，因为强调白话文的革命意义，我们一直忽略了检讨当时白话小说里夹缠的译文因素。新文学强调与旧文学的断裂，因此它的模范只能是外国文学，一时大量的译本出现，滋养了中国白话之初的一代作家和读者。不仅一代，自此之后的历代现当代作家都颇受恩惠，译文的句式、语法、语言习惯都对我们的写作和阅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文革”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浪潮出现，外国小说成了中国作家最重要的文学食粮。这在先锋文学中表现尤为显著。正如有些作家所说的，他们这一代是喝狼奶长大的。所以整个先锋派，乃至“先锋”之后的青年作家，小说语言的欧化现象都极为严重。
以先锋派作家孙甘露的小说为例：
比起那些露宿街头的不安的灵魂，《我的宫廷生活》的作者显然要来得更为高贵。他所认死了的无与伦比的血缘和他的别出心裁的心不在焉得来的各类学问保证了他的臆想能够轻而易举地越过实际生活，毫不费力地与胡思乱想一块进入子虚乌有的在信使看来纯系匪夷所思的远古宫中。
——孙甘露《信使之函》
在孙甘露的这段文字里，我们明显看到了英语行文的痕迹，漫长的句子，定状补堆砌且混为一谈的句式，像套盒一样层出不穷的从句。在声音上，节奏感与语势也是英式的和美式的，发出的是舌头卷来卷去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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