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用
——看《黑书》
天热让人变懒，这个夏天我几乎不着一字，要修改的长篇顽强地停在三分之一处。为自欺欺人地觉得自己还干了点事，闲下来我就读书，读那些十来万字的小册子，一两天一本，两个月下来桌边就立了一堆，很可以安慰自己。小东西读多了也腻，想找个大安慰，就抽出三十多万字的《黑书》，作者奥尔罕·帕慕克，2006年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读过他的《我的名字叫红》，那时候帕慕克还没获奖，小说之华美细腻让我开了眼。在这个蜗牛都讲效率的时代他竟敢拿出一个世纪前的做派，在显微镜底下写作，我十分敬佩，不过我也不觉得斯德哥尔摩的长老们一定要舍他其谁。后来他获奖了。我接着读他的《白色城堡》，因为短。我怕自己受不了他的普鲁斯特遗风。这本书短得我几乎难以卒读，它的干涩、僵硬和强大的目的性同样让我难以适从，为什么博尔赫斯的短篇拉长了就这么难看呢？“这家伙获了诺贝尔奖”，我靠着这句话的鼓励终于把它读完了。然后对帕慕克失去了兴趣。
看《黑书》是我要继续自我安慰，碰巧之前看了一篇帕慕克的访谈，他回答问题时的孩子气我很喜欢，难道我要在《黑书》中印证作者的孩子气？反正我开始看了，重新收拾起对帕慕克的兴致。
至少半数以上的读者会觉得该书很啰嗦，帕慕克用了近五百页纸去反复论证同一个问题：一个人能否成为他自己？就像得了强迫症的数学家决意要证明出一加一为什么不能等于二。而这个浩繁的论证过程包裹在一桩失踪案里——我知道他的问题极为重大，关涉伊斯坦布尔乃至整个人类的本质，关乎我们何以在这个混账的地球上怡然自处，但是，作为亚洲另一头的一个写作者我更想看他如何描述漫长曲折的寻妻过程。我们在小说开头就知道如梦的失踪极为诡异，因为同时失踪的还有她的同父异母的兄长耶拉，他大她二十多岁，他是个专栏作家，神秘，能量超常，上可以影响土耳其政体的变更，下可以改变普通人的灵魂和一生，整个伊斯坦布尔以他为偶像，关注他在专栏里写下的每一个字。这是个巨大的悬念，失踪背后仿佛有个大如百慕大的黑洞，对此我充满破解的兴趣。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性急的读者，看完开头接着就翻到结尾，我可以告诉你，关于这桩失踪案本身你没有错过任何细节，所有涉案部分只在开头和结尾。帕慕克的设计是，开头两个人失踪了，结尾耶拉横尸街头，如梦中弹后摇摇晃晃钻进阿拉丁的商店，倒毙在一堆洋娃娃的怀抱里。中间是空白，因为在本书的另外四百多页里，他们可能只是躲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说话，一边回忆一边记录，像世界末日的第二天仅存的一男一女。他们为什么如此神秘？其必要性在哪里？也就是说，耶拉为什么要背着他堂弟卡利普？如梦为什么要瞒着自己老公卡利普·这空旷的人间蒸发，帕慕克语焉不详。也许帕慕克认为他已经把答案慷慨地公布在掐头去尾的四百多页的字里行间了，偏偏碰上我这个顽固的因果逻辑爱好者，秀才遇到兵，实在是没办法。
那好，我们且跳过这桩神奇的案子。这大概也是帕慕克的目的所在，他对侦探小说毫无兴趣。小说中，主人公卡利普就“受不了侦探小说”，“丝毫没有兴趣浪费时间在侦探小说虚构的世界里”。帕慕克关心的是，一个人能否成为他自己。推而广之到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问题变成：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能否成为它们自己。非常现代性的问题，这足以证明帕慕克是个世界性的好作家。能否成为，如何成为，成为如何，不成为又如何，小说中已有精辟论述，感兴趣者可以看《黑书》——的确值得一看。我想说的，是另外值得一看的地方。
还是啰嗦和老做派。这里应该叫细腻和耐烦。这需要多大的胆量啊，在全世界的各个人种、印钞车间、三轮车、房地产业、雌雄两用激素、奔腾N86、奶牛、种马场和白化病青蛙一起高呼快快快的呐喊声里，帕慕克逆流而上，简直是文学上的反动。他慢，很慢，极其慢，慢到了要把刚经过的街道两边的每一扇窗户的颜色和形状都告诉你。我想象一个叫帕慕克的著名渔夫，一网子下去拎上来一堆东西，检点成果的时候他会慢条斯理地向世界宣布：这是大鱼（此鱼极少，能捞到是因为我运气好），这是小鱼（比较多，它喜欢吃一种名叫某某的水草，该水草三年开一次花），这是贝壳（因为只剩下壳），这是水草（显然已经死了半个月以上，你看颜色都变黑了），这是变了形的旧拖鞋（一九八九年，Made In China），这是一块花岗岩石头（长相不守规矩），这是一盏台灯的底座（价格应该不贵，产自一家民营作坊，该企业常年偷税漏税），这是一本正在腐烂的书脊（据我的阅读记忆，此书应是《金瓶梅》，少儿不宜处删掉了一些字），这是另一种大鱼，这是小鱼，这还是小鱼，这是螺蛳，这是，这是，这是，等等。我刚列举了两百字就失掉了耐心，而帕慕克两千字经常都打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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