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笑嘻嘻请我们下车时，阿书仍感到一阵可怕的瘫痪。他的脸在餐馆霓虹灯的映射中，显得神气十足。他说：“这下明白了吧？上陌生人的车，是很难下车的！”
点菜时，我发现阿书开始报复。她点了三道二十五块以上的海鲜。表情全无，一派杀人不眨眼的从容。
我说：“哎，行啦，吃不完的。”
阿书立刻打断我：“谁说你了？我吃得完。”然后改用中文说：“这小子把我吓得半疯，你知道吗，恐惧特消耗人的体力！”
他笑着看着阿书，又来看我，劝我说：“随她去，我反正没带那么多钱。”
阿书食指向他一指：“用信用卡。”
他还是笑眯眯的：“我在国外工作了很多年，信用卡没及时付账，信用公司现在都歧视我，只给我很低的信用限额。我这月已经超额啦。”
“就是说吃不起海鲜了？！”阿书恶狠狠地瞪着他。“我没估计错吧？”她看着他对我说，“这是个穷小子，还抠门儿。”她拍拍菜单责问道：“那我们吃得起什么？！”
“吃得起‘饱’。”他说。
我草草点了五块九角九的“天使头发”，配番茄浇汁，然后就把菜单合上了。他在认真地读菜单，面孔都被严严实实罩住了。
阿书拍拍我胳膊，拇指向菜单后面的他一指：“怎么样？我说中了吧？我就知道他没什么油水，比道格拉斯还不如。看见没有，他看菜单是从右边往左边看。”
他这时从菜单后面露出面孔：“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
我看见阿书的脸先是一红，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见了我脸色的变化。
“啊呀！”阿书用巴掌捂住半张开的嘴。
他无所谓地说：“没关系，你又没说错——我是挺穷的。美国外交官，也就比邮差阔那么一点儿。”
他看着大败给他的阿书，哈哈直乐。我庆幸除了和阿书琢磨用皮靴干掉他，还没讲他太多坏话。我发现自己也跟着他在哈哈地乐。阿书的下场很可乐，但我主要是想让他明白，我是他恶作剧的好观众。
后来安德烈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书，她给了他很大、很关键的一个机会，让他把自己逗乐的天分、语言的天分展示给了我。
“你看，我已经重复五遍了。”我向特务福茨偏着脸张开两个巴掌，“我只记得我和戴维斯是在地铁站相识的。”
我不愿把阿书扯进来。
理查·福茨送我出来时，已近中午。
我走出杰克逊街×××号的时候，天色铅灰，胀鼓鼓地憋足一场大雪。天气很暖，不怀好意的暖，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几天。人群像是从大卫·帕克画中走出来的，匆匆的各种皮靴上渗着灰白盐渍，半个秋天一个冬天，他们的靴子就这样被化雪的盐饱饱地浸泡、腌渍，成了城市中最难看的一个画面。
从办公楼里出来抽烟的男人和女人们，缩着脖子站在角落里，每吸一大口烟，脖子便缩得紧些。他们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他们自己有多么难看，但我感到，被他们看到眼里的一切，一定更加难看。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是这丑恶景象中的一个细节，因而他们阔大无边的厌恶包括了我。我也是他们广漠的痛苦、无奈、无趣的诱因之一，在他们冷漠呆滞的灰色、蓝色、棕色眼睛里，我要对这么难看的街景负一定责任。正如九十岁的贵妇米莉认为，大多数潜入美国的移民要对日益粗俗的民风、市容负责。
邂逅安德烈的当晚十点，我正给米莉喂芒果布丁，电话铃响了。米莉手里握着电视遥控器，一听电话铃就立刻摁哑了电视。老贵妇最爱做的事就是接电话，最大的幸福就是接着了儿子的电话。一接电话她头颅的摇颤幅度就会加大许多。我替她端着话筒，她嘴巴够着送话器，以假嗓子说了声哈罗。米莉只剩下了假嗓子，她在八十六岁那年再次度过一次变声期，真嗓子在那个时期失去了。她摇头摇得轻了，对我说：“是找你的，宝贝儿。”刚才那阵激动使她把一匙芒果布丁摇得满脸都是。老贵妇向我使了个眼风说：“嗨，是个迷人的男中音。”
我已经猜到是谁。我对着电话那头的他说：“很意外这么晚接到你的电话，戴维斯先生。”老贵妇米莉看着哑巴电视看得很出神。我仔细地把英文讲正确，讲得懂礼貌有教养。米莉不喜欢我在她面前讲她不懂的语言。
“我见过你。”戴维斯先生说，“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见过我这么个人？那时我瘦些？”他讲着流畅的中文，“一年前的圣诞节，在北京，很大一个圣诞晚会？一个穿绿色羽绒服的姑娘，戴一条灰色男式围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里，才脱下……”
我不时抱歉地笑几声。我的确有一件羽绒服，绿得像邮筒。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晚会了。晚会突然在那个冬天变得很盛行，晚会上总有些美国人或欧洲人。我不愿让他失望，便说：“噢，想起来了！那时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却说：“把那事忘掉。”
我说：“把什么事忘掉？”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见过面的事忘掉。尤其忘掉它发生的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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