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国句法，变得难懂起来。他一个劲儿叫我忘掉我本来就早已忘掉的事。我痛快地答应了他。我说：“好的，忘掉它。”
他又说：“那件事在北京没发生过——如果有人问，你就这样回答。”
“哪件事没发生过？”
“就是在北京的圣诞晚会。那个晚会从来不存在。”
“好的。可是为什么？我其实……”
“请讲中文。”他说，声音听上去非常正式。
我只要改说中文，米莉就会马上摁遥控器，电视上的人物们便迅即恢复了声音。我看她一眼，她在赌我的气，正一点儿一点儿提升电视的音量。
我说：“别担心，我一定忘掉那个晚会。”
“别问为什么。”
“好的，我不问为什么。”
“谢谢你。我打电话就是为了得到你这个承诺。但这个电话你也从来没接到过，明白吗？”
这时米莉已不去看电视，而是不可按捺地看着我。这个一向很乖的中国侍女今天居然当着她的面讲了这么长时间的中国话。她摇头摇得极轻极轻，这轻微的摇颤使米莉恢复了她原有的尊贵和傲慢。我赶紧转回到英文上来。
安德烈说：“那好，就不多打扰了。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跟你打交道真不费事。你大概是个不费事的女人。你是不是？”
我笑了：“哪类女人你认为不费事？”
“就是很难碰到的那类。”
他的中文词汇被英文思路、英文语法串成句子，听来有陌生的趣味。我们用对方的母语交谈，不断出现的意外理解和误解使我深受吸引。
挂上电话后，米莉摇颤着头盯着我。十七岁出嫁、三十岁守寡的贵夫人米莉看不起现代人的生活。她尽量远离现代生活，以一种高姿态去看盛在电视机玻璃橱窗里的现代生活。她整天都对我们这些男男女女在轻轻摇头，把我们的感情方式、穿着方式、语言风格一一否定。她整天就这样不可思议、不屑一顾地轻微摇头，在她了解安德烈之前就早早否定了我和他交往的前程。了解不了解都没关系，反正她反对。但米莉的反对是高贵而傲慢的，她傲慢得连介入都懒得。她见我穿了条牛仔裤去见安德烈，脱口叫起来：“你就这样去和他吃午饭？！”我问怎么了。她微翘着下巴轻轻摇头，叫我快去快去。似乎她不屑于对我们的一切过问、插嘴、评点，甚至不屑于她自己的不屑于。每次约会回来，她用甜美的假声说：“我说他不会带束花给你的。”或者说：“我就猜到他不会送你香水。”或者说：“我料定他不会请你看芭蕾。”有回我见一个花铺正大减价，花了两块钱买了一束花插在米莉床头。米莉带着微微的恶心朝花摇一阵头，说：“你看，我告诉你他只会买这种杂花——这种七拼八凑的杂花。你们这些人里没人懂得该怎样送花：什么人送什么花，什么花代表什么，统统乱七八糟。这样乱七八糟，当然什么都可以被忘掉。”我问：“你指什么被忘掉？”她说：“不是上次你们在谈论‘忘掉’吗？”我大吃一惊：九十岁的米莉竟有这样好的记忆力。
我承诺“一定忘掉”之后，安德烈和我心照不宣地就此不再提及那个电话。
这时我突然站住，回头去看杰克逊街×××号那幢庞然大楼。我是怎样被它吸进，又怎样被它啐出的？我感到我和它在体积与力量上的可笑悬殊。从它那一个个雪亮的窗口收回视线，芝加哥更暗了。雪就要来了，我可不能误课。
站在角落里抽烟的人们视而不见地任凭无数双脚溅起细小的一蓬蓬泥浆走过去、走过来。我这双两块钱买来的旧靴子亦混迹其中。抽烟的人们的心情被难看的街景弄得坏透了。他们在痛苦地想，该拿这心情怎么办，拿这难看的芝加哥怎么办，拿我这个入侵的另类怎么办。他们吸一大口烟，再吐出来，和着午餐的洋葱、大蒜气味吐出来，同时任其自然地恶毒，任其自然地绝望和痛苦。我瞟着大楼阴影中一张张忍受着我的面孔，全靠他们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幸存。
大楼阴影中的一张张面孔看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异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审讯更剧烈的恐惧。
我一边切菜一边对着电话复述审讯的过程。安德烈最初的惊讶渐渐缓解，他开始以一种被逗坏了的口气插一两句话，或像拉拉队那样叫喊一两声。再听下去，他实在觉得这事太可乐了——我居然坐进了八平方米的审讯室，居然一本正经给审了一小时。他等我说完，便放开音量大笑起来，我等着他笑。
我发现自己很不高兴他这副态度。我说：“安德烈，有关我的事，你到底摊了多少底牌？”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就那些，你曾是军人、少校，父亲是老革命，就那些。”他话音带着笑的余波。
他的意思我明白，电话里仅仅重复他和我的“供词”。两个星期前，他突然收到一张“安全核审表”。他在电话上再三叫我别紧张，它不过是外交官员的例行核审。但我听得出，他紧张极了，一句中文里有三个单词是英文。他一紧张中文词汇量就立刻缩小。“安全核审表”和美国海关表格、移民局表格，以及绝大部分试卷相同，每项提问有三个选择。因此不论多细致多复杂的问题只能有三种“是否”。表格上有这样一项提问：你接触了一位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女性；你和这位女性发生了①临时的性关系；②较长期的性关系；③趋向婚姻的正式罗曼史。安德烈在第三选择上打了钩。于是，他和我之间进行着的这桩事便是正式罗曼史。他告诉我他那一刻突然醒悟这种三项选择式问答有多万恶。你不得不粗略简陋，你不得不摒弃最贴切最精确的。假如那表格上有④生死攸关的壮烈爱情；⑤为其愿放弃一切的爱情；⑥在国家和爱情之间只能择一而终的爱情；⑦为其不计后果，以致导致自我毁灭的爱情……安德烈滔滔不绝地将三项基本选择之外的选择一一排列。他告诉我，如果拟这些选择的是他自己，他的对钩会更准确。他满口打趣，但我听出他在面对表格时，心情沉重而悲壮。他在这样的壮烈心情中沉默了三天，其间他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也不接我的电话。第三天傍晚，他在血色的枫林中踱步了一小时，回到公寓，打了电话给航空公司，用他信用卡上仅剩的额度，买了张一千四百元的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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