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是的，是在地铁站。在美国半年，我起码知道，杀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赖，出路总会有的。我说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我呢，抬眼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福茨的便条时，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便条上写：“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号××层来一趟。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当时我的反应是：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就地写的，写完便交给了秘书。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是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杰克逊街×××号”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入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前后左右看看，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号是什么地方。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她坐在椅子上尽量靠近我的耳朵，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她说杰克逊街×××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号。
“假如今天我不来，你会怎样？”我的语调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态像是在海滩上享受日光浴。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是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这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有着天壤之别。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白牙齿闪着一线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无可挑剔，但说法是纯粹美国式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你现在讲的每句话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因为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我们可以客气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
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叹了口气。“好吧，”他说，“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戴维斯？”
“是的。”
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黄昏正在逼近，那黄昏显得是那么妩媚，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在阿书看，我的姿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浅蓝色。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领子一直拉到耳朵，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帮助。阿书请他帮着看看，年轻的猎人弓下腰，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这车太老了。”
阿书大失所望，像美国人那样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后说：“这还用你来下诊断书？”
他又说：“这么老的车还能动，非常了不起。”
不久，车在他手下慢吞吞地发动起来。他说：“你看，它没毛病，就是个老东西，该死了。”
阿书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跟你换车，你来开这辆老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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