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的教授生涯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发表了他第一篇的相对论研究论文之后的几年当中，分别把家搬往三个文化迥异的城市：瑞士的苏黎世、捷克的布拉格（当时仍在强大的奥匈帝国统治之下）以及德国的柏林。在五年当中，爱因斯坦担任了四项学术性的职位，每一项工作都比前一项更重要。
在他的相对论论文发表之后，爱因斯坦博士继续在伯恩的专利局工作了一段时间。指导爱因斯坦研究而使他获得博士学位的苏黎世大学的克雷勒教授，对于他这位杰出学生所做的研究工作深感兴趣。他坚持说，这位年轻人应该放弃他在专利局的那些不重要的工作。克雷勒教授宣称，爱因斯坦所发表的论文当然可以使他在大学里获得一个教书的工作。
但是，根据大学法规，研究生在成为教授之前，必须先担任讲师。讲师的薪水则来自前来听课的学生们所付的学费。由于参加听课是自愿性的，听课学生人数的多寡也就决定于讲师的名气。只有极少数的大学生听说过爱因斯坦。因为他的研究工作在当时只有杰出的物理学家们才能够讨论得了。
所以，刚开始经常去听课的只有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都是他的老朋友。爱因斯坦对讲课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把讲课当作是一项展览。他经常说，讲课像是“在马戏团里表演”。有一天，克雷勒教授前去听课。也许爱因斯坦在他的老师面前感到有点不自在，也许他凑巧在当天没有充分准备，克雷勒教授严厉地对他说，他的课讲得并不好。他怀疑是否应该推荐爱因斯坦担任物理系的教授。
爱因斯坦回答说：“我并不要求在苏黎世被任命为教授。”他的兴趣主要在于研究工作，而不在于成为教授后所获得的高薪及荣誉。
佛来里契·亚德勒是爱因斯坦在联邦理工学院时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此时他是苏黎世大学的副教授。亚德勒不愿和他的老朋友竞争，当他听说自己已被提名为教授时，他立刻向大学董事会提出申请，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的老朋友说好话。亚德勒说：“如果我们的学校不能聘请到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才的话，那么，请我担任教授则未免太可笑了。因为，我的能力根本比不上爱因斯坦。”
因此，在1909年，爱因斯坦获得了副教授的职位。他写信告诉母亲，他终于享受到她在多年以前梦想他拥有的荣誉。
“荣誉倒不少，但薪水就是没有增加，”米列娃批评说，“你现在所赚的钱比在专利局时还少。”
爱因斯坦提醒她：“但是，我们在生活上总还过得去。”
米列娃不愿斥责他，也不愿去争辩。他太忙于在宇宙中遨游了，因此不曾注意到她被迫在很多地方省吃俭用，才能使收支平衡。
“从现在起，生活要更加困难了!”米列娃忧愁地说，“当你还在专利局当一名小职员时，我们的朋友大多数是跟我们一样穷的研究生，因此也不必装阔。但现在你已经是一位教授，应该穿得如同其他教授那般讲究，而且我还必须举行晚间宴会，招待他们的太太。”
“我们可以想办法来应付这些新的开支。”她的丈夫以惯常的乐观态度回答说。
“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想法子？”米列娃嘲笑他。她实在十分担心，而且尽力四处张罗，很快就使收入增加了。因为她招了几个学生住在家里。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爱因斯坦高兴异常，“现在我可以跟这几个学生一起吃晚餐，并且像老朋友似的和他们聊天，而不是像教授对学生说话。他们也会开开玩笑，向我提出问题，并且前来向我请教。”
他很讨厌繁文缛节，在学生时代就是如此。学生们很喜欢他，因为他从不要求他们尊敬他。爱因斯坦十分狂热地讲求民主，因此对较资深的教授，也是同样自然而亲切。虽然爱因斯坦因此结交了许多朋友，但像他这样不拘小节、我行我素的人，免不了会在无意间得罪某些人。
苏黎世的生活过得相当愉快，最后在布拉格的德国大学请他担任正教授时，他才于1910年离开瑞士。倒并不是薪水多才使他动心，因为他非常欣赏19世纪的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他的个性和法拉第十分相似。法拉第曾经说过：“我一向热爱科学甚于金钱……我绝不会致富的。”
“我现在必须写信告诉妈妈，我即将成为一所德国著名大学的正教授了!”他轻轻笑着说，“我小学时候的老师曾取笑我口齿不清，而且害羞，还说我是她所教过的学生当中最笨的一个。而我妈妈却认为我将会成为一名正牌教授。”
“就像是丑小鸭!”汉斯叫道，“爸爸，把那个故事再告诉我们，好吗？”
“让你们的爸爸去收拾他的文件和书籍吧。”米列娃对他的孩子说，“他必须自己收拾才行。”她并没有说出如果爱因斯坦不收拾文件和书籍的话，这件工作将要落在她原已过度负荷的肩膀上。因为在处理家务上，她已经知道绝不可依赖她那位喜好做梦的学者型丈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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