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日》代后记
都在说文学的根，说的却未必是一回事。好比如，小麦是怎么从野草变来的是一回事，人类何以要种粮食又是一回事。
不知前者，尚可再从野草做起。不知后者，所为一概荒诞。并非说前者不重要。
“根”和“寻根”又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
“寻根意识”也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眼下活得卑微，便去找以往的骄傲。一种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为地球上最灿烂的花朵找一片可以盛开的土地。
阿Q想找一头大于王胡所有的虱子。鲁迅的意思是把阿Q、王胡乃至小D都消灭，找出真正人的萌芽。
至于鲁迅倒比阿Q多着痛苦，乃至人倒比猴子活得艰辛等事，另当别论。
什么是文字的根呢？是文化？文化是什么呢？《辞海》上说，文化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真占得全！全都像是废话。好在《辞海》上对文化还有一种狭义的解释：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想必文学界谈论的是这后一种。又查了“意识形态”条，得这样的解释：亦称“观念形态”，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
似可对文化作如下简明的理解：文化是人类面对生存困境所建立的观念。
欲望无边，能力有限，是人类生来的困境。所以建立起诸多观念，以使灵魂有路可走，有家可归。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说文化是文学的根，犹言粮食是大米的根了。譬如树，枝与干，有同根。文学与哲学、宗教等等之不同，是枝与枝的不同。文学的根，也当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困境。
面对困境，文学比其他所有学科都更敏感。文学不仅用着思考，更用着观察，不仅看重可行的实际，还看重似乎不可能的愿望。因此，它不同于哲学的明晰（所以它朦胧）；不同于科学的严谨（所以它耽于梦想）；不同于法律的现实（所以感情不承认法律，法律也不承认感情）；不同于宗教的满足（所以叛逆常是其特色）；不同于政治和经济的立竿见影（所以它的社会效益潜移默化）。据此，它便也不同于教育和宣传。
要求一切都实际且明晰，岂止是在扼杀文学，那是在消灭理想和进步。
波德莱尔说：“诗不是为了‘真理’，而只是它自己。”
我想这话有四个意思：一，人所面对的困境，永远比人能总结出的真理要多。二，文学把侦察困境的艰险留给自己，把总结真理的光荣让给别人。三，一俟真理呈现，探索早又向着新的困境了；只有在模糊不清的忧郁和不幸之中，艺术才显示其不屈的美。四，绝不是说，诗不通向真理。
已有的文化亦可为人类造出困境，当然也可成为文学的根。同样，已有的文学亦可为人类造出困境，文学又成文学的根。究其为根的资格，在于困境，而不在其他；唯其造出困境，这才长出文学。
歌德说：“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我想此话有三个意思：一，人类的困境像人类一样古老，并将随人类一同长久。二，若不面对这困境重新思考，便不会懂得古人思考的到底是什么。三，古人的思考遗留下的谜团，要求今人继续思考；困境是古老的，思考应该有崭新的。
过去的文化是过去的人类对困境所建立的观念。今人面对困境所建立的观念呢？当然也是文化。所以文化不等于涉古，涉古者也不都有文化。阿城说有两种文盲，一种文字盲，一种文化盲。这样分清真好。但能识得字的就会抄书，未必不是文化盲。
因而想到，所谓知识分子，怕也该分作两种。《辞海》上说，知识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又说，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往往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前后二语，实在是两个不宜混淆的概念。
博士和教授不愿冲锋却乐得拆桥者，永不乏人。从而又想到学历、文凭、职称与文化素养的不同。想到临摹与创作的不同。想到无数画虾者与齐白石的不同。
冲锋必是向着人类的困境，架桥便是做着建立新观念的工作。舍此而涉古，莫如去做古玩商，单知道旧货的行情即可。无论架桥还是盖房，当然离不开基础。真先锋从来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不轻看学问也不会无视传统，与古玩商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创造，一个是典当。假如没有创造，就只剩下典当一条活路。每见洋人把玩中国当代文学，露出考古家的兴致，深感并非国人的骄傲。
某乡村，有一懒汉，爹娘死后，遂成穷鬼。初春，县上下来了命令：村村办起养猪场！队长忙不迭从集市上抱回两头猪娃。众乡亲怜这懒汉谋生无计，便推他做了饲养员。秋后，懒汉把猪娃养成毫不见长大的两具尸首。分红时，懒汉破天荒得到一千工分的钱粮。众乡亲先是祝贺，转而又想：是他养了一年猪呢，抑或猪养了一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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