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几千年后被外国人看出了伟大。同一个老子，几千年来中国人从他那儿学的是诡诈。后来中国人发现外国人发现了老子的伟大，便把老子的书抄在自己的作品上，不料这作品却不伟大。自己久不伟大，便起了疑心，也说中国人崇洋媚外。倘有洋人也不说他伟大，便说也有不伟大的洋人。倘有不伟大的洋人说他伟大，便把这洋人的名姓一串串常说在嘴上，受用终生去了。
说某些“文学作品”没有文化，大概是指此类文字对人类的困境压根儿没有觉察，更不敢用自己的脑袋作出新鲜的思索，绝不是说它没有洋征古引。
文学不是托盘，托着一只文化出来，撕扯在众人的小碟子里，自己又回去。
历史感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是过去的事。历史感必是过去与现在与未来的连接，这连接不是以时间为序的排列，而是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
遗精生不了孩子。避孕也生不了孩子。近亲通婚会养怪物。但要创造。
当斗牛场四周坐满了嚼着口香糖的看客之时，场子里正在发生的已经不是较量，而是谋杀。拳击还是平等的蠢行，西班牙式的斗牛却是合伙在残害一个。我不明白西班牙人在欣赏什么，是斗牛士的卑鄙与虚荣？还是那牛的愚蛮与不屈？
对牛来说，不屈的鲜血光芒四射！
对人来说，这仿古的游戏，却把远古的光荣化作了今日的悲哀。
刘易斯跑起来，让人享受了艺术的美。这美来自那谐调动作所展示的自信力量，来自对前人的超越，来自于他勾引得我们还要希望看进一步的超越。
世界纪录却标出了人的局限。现在是九秒九三、二米四二、八米九〇……将来便有九秒、三米、十米的成绩，局限还是局限，并且定有极限。这困境属于全人类。
当今世上便只有奥林匹克的神火能把全人类召唤在一处，齐对着命运之神唱出自己的心愿。精神在超越肉体之时，上帝不得不永远赐我们以艺术。
我的朋友陈志伟说：“超越不是前进，不是没边没沿的飞升。超越的对象是现实，现实是超越的基础，二者一刻也不能互相脱离。超越是对现实的把握，超越是更大、更深、更广的现实。”
我理解：所谓超越自我，并不意味着跑百米的跑出九秒九二，跳高的跳出二米四三。我理解：长寿和自杀都不能超越死亡，纯朴和出世都不能超越异化，苟安和金牌都不能超越困境。我理解：把陈志伟这段话中的现实二字换成自我，便是超越自我的含义。我理解：把握现实与自我，正说明我们不能指望没有困境，可我们能够不让困境扭曲我们的灵魂。于是有一种具有更博大的胸怀、更深刻的智慧、更广泛的爱心的人类，与天地万物合成一个美妙的运动，如同跳着永恒的舞蹈。
这样的舞蹈多么难跳。难到常让我们丧失信心。不过，他妈的我们既然活着！
从人的困境出发建立观念，观念是活的，一旦不合人的需要，改革起来也容易。从已有的观念出发构造人性，人性就慢慢死掉。死掉人性的人去改革，常常是再把活着的人性屠杀一回，立起一个更坚固的囚人的观念。
对特异功能一事不信、不听、不看，只因它不符合已有的一种主义。已有的这种主义也是一种文化，然而只从这种文化出发的人却变成文化盲。
也可能是这样的人没弄懂这种主义。也可能是这种主义又一次证明了那句名言：生命之树常绿，理论往往是灰色的。
我们平时不再“之乎者也”地说了，可小说上出现了“之乎者也”却不妨碍这可以是一篇好小说。同样，我们学一点外国的说话又怎么不行呢？事实上，现在的中国人就比过去多了幽默感，外国小说和电影里的翻译语言未必没起大作用。语言习惯的不同，不单是单词排列得有异，更多的可能是思维方式的差别。中国的思维方式太有必要杂交一下，不必把国语的贞操看得太重。
中国人踢足球、打篮球，除去身体素质、技术水平还低之外，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心理负担太重。说是“为祖国争光”一条口号压得教练员、运动员喘不过气，似乎还不十分有说服力。外国人也不想为祖国丢脸。
关键是对争光的理解不同。中国人认为进球、赢球即是争光，所以哆哆嗦嗦、稀里糊涂地把球弄进去也是荣耀。越是看重进球，投篮和射门时心理负担就越重，球反而不进。越是想赢，越是不敢轻易有所创造，昏昏然只记住以往进球的老路，弄不清眼前的困境与通途。而美国的篮球、巴西的足球，却满场显示着每一个生命的力量、自由与创造精神，他们以此为荣，更愿意在困境重重之中表现自己的本事，反而抓住了更多的进球机会。
一个是，借助球赛赞美着生命的辉煌。
一个是，球借助人，以便进门或进篮筐。
写小说亦如此，越想获奖越写成温吞水，越怕被批判越没了创造。没有创造干吗叫创作。叫创作就应与介绍、导游、展览、集锦等等分开。不面对困境，又何从创造呢？
中国人喜欢从古人那儿找根据，再从洋人的眼色里找判断，于是古也一窝蜂，洋也一窝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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