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健说：“艺术源于生活，我们的生活里几乎处处牵扯着政治，所以艺术脱离不了政治。”
我同意他这看法。其实很久以来就有一种理论，认为：完全脱离政治的艺术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的和不存在的。依我看来，这理论至此已告圆满。但与这种理论同时，却生出了对脱离政治的艺术的批判热情。这就令人费解，反对一种不可能和不存在的东西岂不奇怪么？奇怪之余我慢慢看见，譬如“四人帮”的这类批判热情，既没创造出好的政治，又使得艺术近于毁灭。为什么？其实“四人帮”只希望一切都不脱离他们的狭隘目的，结果他们最脱离生活。
李雪健说：“确实，脱离生活就不可能有好的艺术。”
我说：“那么艺术的逻辑就完全可以更简单一点儿——追求艺术的完美。这很可能就够了，因为凡是好的艺术，原就意味着不必担心任何的所谓脱离。我还相信，好的艺术必与坏的政治不能相容，比如‘四人帮’时期就难得有好的艺术，而改革开放以来好的艺术作品就越来越多。好的艺术和好的政治，必是要么共生，要么共灭。什么是好的艺术？我想既然不能由谁来事先指定，所以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当然不是一百家都唱一个腔调，百花齐放也不是说一种花让它开一百朵，地上要是没有各种草，天上要是不飞着各种鸟，也势必乏味。”
李雪健说：“我演焦裕禄，可压根儿没想过那么多政治。我喜爱那个人，我觉得我理解他，我相信我准能把他演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念头。”
我说：“焦裕禄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但这个戏，我看并不算成功。”
他说：“我跟好多人都说过，这个戏可以探讨，但谁要说焦裕禄这个人不好，我就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说：“我不相信有人会认为焦裕禄这个人不好。”
他说：“未必没有。”
我说：“那很可能是一种逆反心理，要不就是傻瓜。傻瓜不值得重视。值得想一想的倒是何以会有那种逆反心理。是不是人们对某种方法已经厌倦了？因为老百姓可能碰上焦裕禄这么个好官因而得福，也可能碰上个贪官因而遭祸。”
李雪健说：“焦裕禄不是神，是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具体的人，有他存在的具体时代和环境。他也许算不上伟人，他甚至也不是一个完人，但他是一个人格高贵的人。”
我说：“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的人。”
他说：“他有他的历史局限性。”
我说：“用雄才大略的改革家的标准来要求焦裕禄或否定焦裕禄，有点历史虚无主义的味儿，那样的话，可以称赞可以纪念的历史人物就差不多没有。”
他说：“在发奖会上我说过，‘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我说：“你可不傻。虽然我认为这部影片不算成功，但是你的表演确实很棒。看了你的‘宋大成’‘钢锉将军’和‘焦裕禄’，你真是不用太谦虚。我听有些评论家说你是真正的性格演员，表演达到了下意识，举重若轻没有刻意的痕迹，我看这真的不是恭维。我知道这很不简单，不是哪个傻小子交了好运就能达到的，因为我在写作上也一直在追求这样的境界，但一直没能达到。”
李雪健说：“其实我一旦上了台或上了镜头，就很自信，什么负担都没了。一演上戏，别的什么事都忘了，只想着这个角色。想不好的时候，脾气也变得暴躁，为不大一点小事就发火。”
他说：“人家让我演焦裕禄，我爱人开始挺为我担心，可是我怎么想都觉着我行，我准能演好。我懂得这个人。我熟悉那地方。我的老家山东菏泽，与河南兰考接壤，地理和气候基本一样，风沙大，风沙破坏了田地，老百姓生活苦，盼着有好领导，有好日子过。我懂得他们。我父亲是公社书记，芝麻大的官，除他之外我们家的人都是农村户口，是农民。小时候父亲常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带着我，下乡去工作，顶着风沙，走了东村走西村。我懂得焦裕禄，那一代人中像他这样的人不少，满怀热忱，受苦受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不谋私利，一心全在工作上想着让大伙都过上好日子。我就是想在银幕上把那一代人肯定下来，这个念头让我激动。”
我说：“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原因主要在这儿。而前面说的逆反心理，我想原因也是在这儿。观众一方面被焦裕禄感动，一方面在想，为什么一些危害人民的贪官却不是都能得到惩治？”
他说：“当然那一代人也有错误，但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说：“我懂。我在陕北插过队。我们刚去的时候，见穷山恶水，怀少年狂气，想着改造中国，干得比谁都左，即使这样我想我们的理想和热忱也应该肯定。否定了人的这种最根本的理想追求，人还剩下什么呢？”
他说：“三年困难时期我见过。饿死人的事我见过。老百姓成群结队到公社来找我父亲，我父亲也愁得没辙，这我都见过。我想，像焦裕禄那样的人，不可能不忧心如焚，但一个县委书记的能力也有限，他心里的苦会更多，这样的人是要得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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