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渴了也不怕，”他说，“山上有泉眼，山下有溪水。捡一根草，拧一下扔在水里，保佑自己不得病。”
我印象中，南方的河，水都很旺，水流湍急，那儿的孩子都好水性。火车开过山涧之上的大桥，汽车沿着河岸的石渣路颠簸，我见过南方的孩子，不止一次，三五个或是一大群，脱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在太阳下蹦跳着朝过往的旅客呐喊，然后跳进耀眼的溪流，千姿百态地游向对岸。说不定那中间就有未来的大明星李雪健。
“有可能。”大明星李雪健说，“那时我常常和一群孩子游过一条河，可不是玩儿，是到对岸的发电厂去捡煤渣。”
“脱了衣服一只手举着，一只手游。”他说，“那条河挺宽，河上有摆渡，坐一回二分钱，舍不得，去的时候就游过去，回来的时候背了煤渣才坐摆渡。”
少年们喊着笑着游过河，怕把衣服弄脏了，叠好，放在草丛里，用树叶盖上。发电厂的斗车把烧过的煤渣倾泻在河边的沙滩上，冒着热气。少年们不喊也不笑了，呼啦扑上去，蒸汽和烟尘中只听见孩子们的喘气声，抢煤渣声，和仍在燃烧的煤渣在潮湿的沙滩上发出的吱吱声。斗车走了，这才又听见少年们的说笑声，每人抢到了一堆儿煤渣，快乐地从中选那些没有烧尽的……
“我还偷过人家一双球鞋呢。”李雪健说。
“你是说，偷？”
“偷。一点不假，纯粹是偷。那时候我爱踢足球，一直羡慕好多孩子都有那样的白球鞋。我父亲成了小‘走资派’，家里没钱给我买那样的球鞋。有一回乘人家把球鞋脱在一边不注意，我就拿走了。我还爱养鸽子。球鞋拿回家，我妈问哪儿来的？我说买的旧货，便宜，才两块。这样又从家里骗了两块钱，买了鸽子。”
“鞋也有了鸽子也有了，”李雪健说，“可这事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我见过的贵州，正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时候。除了大嚼甘蔗，我们也大干革命，到处抄录首长讲话，把战斗的消息印成传单，五彩缤纷地走到哪儿撒到哪儿，相信全世界的人民都应该羡慕我们。那时，可能正是李雪健羡慕人家的一双球鞋的时候；正是他捡煤渣挖野菜的时候；正是他的父亲被打倒被批斗，母亲拿不出钱给孩子买一截甘蔗的时候；可能正是少年李雪健被叫作“狗崽子”，上学的路上常常不明不白地被“红色儿童”或“革命少年”暴打一顿的时候……
二十几年过去，某一天下午李雪健到我家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妻子为他开了门，说：“不像。”李雪健笑笑说：“不像谁？”
不像“宋大成”？不像焦裕禄？不像“钢锉将军”或者“大侦探”？还是不像李雪健？不可能不像李雪健，其实是不像大明星。
我问他：“从什么时候起你想当演员的？”
他说是从十几岁，到了贵州，“文革”已经开始了。
他说：“那时我在凯里师范附小上初中班，当时叫‘戴帽’中学，因为我讲的山东话接近普通话就被选进了宣传队。宣传队经常到这儿到那儿去演出，好玩，手捧‘红宝书’在台上唱啊跳啊，开心。最重要的是，走到哪儿都受欢迎，都让人家看得起，受尊重，我感觉着真好。演完了大伙鼓掌，还有人说你们看哪，这就是谁谁家的孩子，连我父母脸上都有光彩，受人尊重了。那时因为我父亲被打倒，我们全家人都让人看不起，常受欺侮。因为我，父母觉着荣耀，因为我，我的父母让人称赞让人羡慕，我心里真高兴，才知道什么是骄傲。被人尊重那感觉真好，心里的怨恨和委屈都变轻了，觉着所有的人都亲近了，那感觉比什么都好。说到底最初想当演员就为这个，为了受人尊重，为了让我的父母骄傲。”
这时我感到，在我与李雪健互不相识的几十年中，我们一定有着什么联系。我走上写作之路的最初动机（我在一篇散文中写过），几乎和他想当演员的最初动机完全一样。这动机固然算不得多么辉煌高尚，但它真切。在那个人与人斗“其乐无穷”，斗得所有人的尊严都遭受轻蔑的年代，这动机是人的希望最为珍贵的一点点保存，这中间饱含着对爱的渴望与呼唤。
李雪健说，他爱贵州，他在那儿成长、成熟，永远思恋那儿的山山水水，那儿的草木、空气，那儿的人……
我问：“为什么？”
“爱，这东西说得清吗？”
我说：“你想不想出国？”
他说：“想，出去玩玩谁不想？开开眼。可我还得回来。”
“对不回来的你怎么看？”
他说：“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和处境，各人有各人爱的方式。我只是说我自己。我只是说人得爱，人得享有爱，否则不好办。”
他说：“我也羡慕有些地方的生活，住房也多也好，有钱，有汽车。”
他说：“但最多那是羡慕。羡慕也不是坏，别人有的好东西你也想有，所有的好事、好运气你都想摊上，这正常。但羡慕和爱是两码事，弄混了可就麻烦。”
三李雪健与《焦裕禄》
写下这个标题之前和之后，我都犹豫很久。我原想避而不谈《焦裕禄》，躲开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容易超出谈论艺术的范畴，难免涉及一些我不大熟悉的领域和一些我不大弄得通的逻辑，譬如说艺术和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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