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雨后，榆树钱儿变成了榆树叶。榆树叶也能做“小豆腐”。做榆树叶汤，滑滑溜溜的，仿佛汤里加了粉面子。然而母亲厂里的食堂将那片榆树林严密地看管起来了，榆树叶成了工人叔叔和阿姨的佐餐之物。别了，暄腾腾的“小豆腐”……别了，绿汪汪的榆钱汤；别了，整个儿那一片使我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并幻想以狼犬严守的榆树林……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将可做“小豆腐”可做榆钱汤的榆树叶儿“共产”起来，原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倒是我那占为己有的阴暗的心思，于当年论道起来，很有点儿自发的资产阶级利己思想的意味儿。
不过我当年既未忏悔，也未诅咒过自己。 ……母亲依然有东西带回给我们，鼓鼓的一小布包——扎成束的狗尾巴草。狗尾巴草不能做“小豆腐”吃。却能编毛茸茸的小狗、小猫、小兔、小驴、小骆驼……母亲总有东西带回给每日里眼巴巴地盼望她下班的孤苦伶仃的孩子们。母亲不带回点什么，似乎就觉得很对不起我们。不论什么东西，可代食的也罢，不可代食的也罢；稀奇的也罢，不稀奇的也罢，从母亲那破旧的小布包抖搂出来似乎便都成了好东西。哪怕在别的孩子们看来是些不屑一顾的东西。重要的仅仅在于，我们感觉到了母亲的心里对我们怀着怎样的一片慈爱。那乃是艰难岁月里绝无仅有的营养供给——那是高贵的“代副食”啊！
母亲是深知这一点的。某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被一辆停在商店门口的马车所吸引。瘦马在阴凉里一动不动，仿佛是处于思考状态的一位哲学家。老板子躺在马车上睡觉。而他头下枕的，竟是豆饼。四分之一块啊！豆饼啊！他枕着。我同学中有一个区长的儿子，有一次他将一个大包子分给我和几个同学吃，香得我们吃完了直咂嘴巴。“这包子是啥馅的？”“豆饼！”“豆饼？你们家从哪儿搞的豆饼？”“他爸是区长嘛！”我们不吭声了。豆饼是艰难岁月里一位区长的特权。就是豆饼……我绕着那辆马车转一圈儿，又转一圈儿，猜测车老板真是睡着了，偷儿似的动手去抽那块豆饼。老板子并未睡着。四十来岁的农村汉子微微睁开眼瞅我，我也瞅他。他说：“走开。”我说：“走就走。”偷不成，只有抢了！猛地从他头下抽出了那四分之一块豆饼，弄得他的头在车板上咚地一响。他又睁开了眼，瞅着我发愣。我也看着他发愣。“你……”我撒腿便跑，抱着那四分之一块豆饼，沉甸甸的豆饼。“豆饼！我的豆饼！站住……”愣怔中的老板子待我跑出了挺远才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边喊边追我。我跑得更快，像只袋鼠似的，在包围着我家的复杂地形中跳窜，自以为甩掉了追赶着的“尾巴”，紧紧张张地撞入家门。
母亲愕问：“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豆饼？”
我着急忙慌，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妈快把豆饼藏起来……他追我……”却仍紧紧抱着豆饼，蹲在地上喘作一团。“谁追你？”“一个……车老板……”“为什么追你？”“妈你就别问了……”母亲不问了，走到了外面。我自己将豆饼藏到箱子里，想想，也往外跑。“往哪儿跑？”母亲喝住了我。“躲那儿！”我朝沙堆后一指。“别躲！站这儿。”“妈！不躲不行！他追来了，问你，你就说根本没见到一个小孩子！他还能咋的？”“你敢躲起来！”母亲变得异常严厉，“我怎么说，用不着你教我！”只见那持鞭的车老板，汹汹地出现了，东张西望一阵，向我家这儿跑来。
他跑到我和母亲跟前，首先将我上下打量了足有半分钟。因我站在母亲身旁，竟有些不敢贸然断定就是我夺了他豆饼的“强盗”，手中的鞭子不由背到了身后去。
“这位大姐，见一孩子往这边跑了吗？抱着不小一块豆饼……”我说：“没有没有！我们连个人影也没看见！”“怪了，明明是往这边跑的么！”他自言自语地嘟哝，“我挺大个老爷们，倒让个孩子明抢明夺了，真是跟谁讲谁都不相信……”他悻悻地转身欲走。“你别走。”不料母亲叫住他，说：“你追的就是我儿子。”他瞪着我，复瞪着母亲，似欲发作，但克制着，几乎有点儿低声下气地说：“大姐你千万别误会，我可不是想怎么你的儿子！鞭子……是顺手一操……还我吧，那是我今明两天的干粮啊！……”一副农村人在城里人面前明智的自卑模样。
母亲又对我说：“听见了吗？还给人家！”我怏怏地回到屋里，从粮柜内搬出那块豆饼，不情愿地走出来，走到老板子跟前，双手捧着还他。他将鞭杆往后腰带斜着一插，也用双手接过，瞧着，仿佛要看出是不是小了。母亲羞愧地说：“我教子不严，让你见笑了啊！你心里的火，也该发一发。或打或骂，这孩子随你处置！”“老大姐，言重了！言重了！我不是得理不让人的人，算了算了，这年头，好孩子也饿慌了！”他反而显得难为情起来。“还不鞠个躬，认个错！”在母亲严厉目光的威逼之下，我被人按着脑袋似的，向那车老板鞠了个草草的躬。我家的斧头，给一截劈柴夹着，就在门口。车老板一言不发，拔下斧头，将豆饼垫在我家门槛上嘿嘿几下，砍得豆饼碎屑纷落，砍为两半。他一手拿起一半，双手同时掂了掂，递给母亲一半，慷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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