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我哭了。
我嚷：“我不吃鸡蛋了！不吃了！妈妈，我怕……”
母亲怒道：“你这孩子真作孽！你害死了一条小性命！你怕什么？”
我说：“妈妈我是怕你死……它吸你的血！……”
母亲低头瞧着我，怔了一刻，默默地把我搂在怀里。搂得很紧……
小鸡终于全孵出来了，一个个黄绒似的，活泼可爱。它们渐渐长大，其中有三只母鸡。以后每隔几日，我们便可吃到鸡蛋了。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吃，对那些鸡我却有着种特殊的情感，视它们为通人性的东西，觉得和它们有着一种血缘般的关系……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共和国也处在同样的艰难时期。国营商店只卖一种肉——“人造肉”，淘米泔水经过沉淀之后做的。粮食是珍品，淘米泔水自然有限。“人造肉”每户每月只能按购货本买到一斤。后来加工“人造肉”收集不到足够生产的淘米泔水，“人造肉”便也难以买到了。用如今的话说，是“抢手货”，想买到得走后门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为人民服务》节目中，热情宣传河沟里的一层什么绿也是可以吃的，那叫“小球藻”。且含有丰富的这个素那个素，营养价值极高……
母亲下班更晚了。但每天带回一兜半兜榆钱儿。我惊奇于母亲居然能爬到树上去撸榆钱儿，那是她爬上厂里一些高高的大榆树撸的。
“有‘洋拉子’吗？”我们洗时，母亲总要这么问一句。我们每次都发现有。我们每次都回答说没有。我们知道母亲像许多女人一样，并不胆小，却极怕树上的“洋拉子”那类毛虫。榆钱儿当年对我们是佳果。我们只想到母亲可别由于害怕“洋拉子”就不敢给我们再撸榆钱儿了。
如果月初，家中有粮，母亲就在榆钱儿中拌点豆面，和了盐，蒸给我们吃。好吃。如果没有豆面，母亲就做榆钱儿汤给我们喝。不但放盐，还放油。好喝。
有天母亲被工友搀了回来——母亲在树上撸榆钱儿时，忽见自己遍身爬满“洋拉子”，惊掉下来……我对母亲说：“妈，以后我跟你到厂里去吧。我比你能爬树，我不怕‘洋拉子’……”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儿啊，厂里不许小孩进。”第二天，我还是执拗地跟着母亲去上班了。无论母亲说什么，把门的始终摇头，坚决不许我进厂。
我只好站在厂门外，眼睁睁瞧着母亲一人往厂里走。我不肯回家，我想母亲是绝不会将我丢在厂外的。不一会儿，我听到母亲在低声叫我。见母亲已在高墙外了，向我招手。我趁把门的不注意，沿墙溜过去，母亲赶紧扯着我的手跑，好大的厂，好高的墙。跑了一阵，跑至一个墙洞口。工厂从那里向外排污水。一会儿排一阵，一会儿排一阵。在间隔的当儿，我和母亲先后钻入到厂里。面前榆林乍现，喜得我眉开眼笑。心内不禁就产生了一种自私的占有欲——要是我家的树多好！那我就首先把那个墙洞堵上，再养两条看林子的狗。当然应该是凶猛的狼狗！
母亲嘱咐我：“别乱走。被人盘问就讲是你自己从那个洞钻进来的。千万别讲出妈妈。要不妈妈该挨批评了！走时，可还要钻那个洞！”母亲说完，便匆匆离开了。我撸了满满一粮袋榆钱儿，从那个洞钻出去，扛在肩上，心里乐滋滋地往家走。不时从粮袋中抓一把榆钱儿，边走边吃。
结果我身后随了一些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馋涎欲滴在瞅着我咀嚼的嘴。“给点儿！”“给点儿吧！”“不给，告诉我们在哪儿的树上撸的也行！”我不吭声，快快地走。“再不给就抢了啊！”我跑。“抢！”“不抢白不抢！”他们追上我。推倒我。抢……我从地上爬起时，“强盗”们已四处逃散。连粮袋儿也抢去了。我怔怔站着，地上一片踏烂的绿。我怀着愤恨走了。回头看，一个老妪蹲在那儿捡……母亲下班后，我向母亲哭述自己的遭遇，凄凄惨惨戚戚。母亲听得认真。凡此种种，母亲总先默默听，不打断我们的话，耐心而怜悯的样子。直至她的儿女们觉得没什么补充的了，母亲才平静地作出她的结论。
母亲淡淡地说：“怨你。你该分给他们些啊。你撸了一袋子呀！都是孩子，都挨饿。那么小气，他们还不抢你吗？往后记住，再碰到这种事儿，惹人家动手抢之前，先就主动给，主动分。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
母亲往往像一位大法官，或者调解员，安抚着劝慰着小小的我们缓解与社会的血气方刚的冲突，从不长篇大论一套套地训导。往往三言两语，说得明明白白，是非曲直，尽在谆谆之中。并且表现出仿佛绝对公正的样子，希望我们接受她的逻辑。
我们接受了，母亲便高兴，夸我们是好孩子。而母亲的逻辑是善良的逻辑，包含有一个似无争亦似无奈的“忍”字。为使母亲高兴，我们也唯有点头而已。可能自幼忍得太多了吧？后来于我的性格中，遗憾地生出了不屈不忍的逆反成分。如今三十九岁的我，与人与事较量颇多，不说伤痕累累，亦是遍体伤痕。倘咀嚼母亲过去的告诫，便厌恶自己是个犟种。忏悔既深既久，每每克己地玩味起母亲传给我的一个“忍”字来。或曰逆反，或曰“二律背反”也未尝不可，却又常于“克己复礼”之后而疑问重重，弄不清作为一个人，那究竟好呢还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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