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者在桥头
我有点儿拿不准该怎么叫他，就是那我见过多次的瘦脸青年；倘在从前，比如一九四九年以前吧，我若叫他卖唱的那是绝对没叫错他的。但我要是那么叫他，则今天一概的歌星们，似乎便也都成了卖唱的了，所以我不愿那么叫他。那么叫他，对他是多么地不敬；而我，起初只不过默默地欣赏他，后来，竟生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敬意了。
我家附近有条小河，两畔皆公园，对于城市而言，确乎算得上是两处风景区了。一年四季，那里是周边居民流连忘返的地方。尤其从五月至十月的半年，又尤其在傍晚，简直可以用游人如织来形容。小河上有数座桥，其中一座桥被马路贯通，自然车来车往。但桥面并不因而全都成了马路的路面，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也从桥上延伸而过，每一边的人行道都有三米左右宽，于是成了小摊贩们摆摊的宝地。小摊贩们偏偏选择在那儿卖些小东西是有他们的道理的，那儿有公园的一处入口，进出之人络绎不绝。事实上那里是禁止摆摊的，然而我们都知道的，小摊贩们想要赚点儿钱贴补家用的决心都是很坚定的，于是那桥头便成了他们与城管人员的心理博弈之地。某一时期小摊贩们占上风，某一时期城管人员占上风。今年的六七月份，小摊贩们占了上风。就是在那两个月里，我多次见到那位瘦脸青年。
偶尔，我也是喜欢散步的。一日傍晚，我正在河畔走着，忽被一阵歌唱之声吸引。那首歌我十余年前是听过的，当年挺流行，我也很喜欢。但歌名却不记得了。至于歌词，也仅记得一句而已，便是“家中才有美酒才有九月九”。听到久违了又曾喜欢过的歌，我的心情因之一悦。然而我听出不是谁放的录音，分明是有人在用麦克风高唱。并且，依我听来，唱歌的人嗓音不错，唱的水平也几近专业。出于好奇，我循声而去，至桥头，见唱歌的人是一个瘦脸青年。天已经黑了，白天的暑热却一点儿也没降，估计还有三十摄氏度高。一概的人们，皆穿得短而薄。有的男人，着短裤，趿拖鞋，手持大扇，边走边忽搭忽搭地扇。相形之下，那瘦脸的青年，实在是穿得太与众不同了。他穿一套绿军装，非是正规军装，而是摊上买的那种。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那是我年轻时春夏秋三季常穿的鞋。在气温三十摄氏度左右的那个晚上，不出汗的脚穿一双解放鞋，一会儿工夫那也会焐出两脚汗来。解放军而穿解放鞋，同时是穿吸汗性良好的棉线袜的。他提起裤腿挠了一下脚踝，我见他根本什么袜子也没穿。他头上还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绿军帽，也非是真正的军帽，同样是摊上买的那种。桥头有路灯，在灯辉下，我见他脸颊上淌着汗。他的脸形瘦得使我联想到一个印象深刻的人，一个苏联的青年——保尔·柯察金。他的眼睛也像保尔那双眼睛那么大。帽檐下，那双眼睛被桥头灯的灯辉映得亮晶晶的。有灯也罢，无灯也罢，人一过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期，眼睛就再也不会那么明亮了。我看不出他是否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但他唱得朝气蓬勃，而且，感情饱满：
又是九月九重阳节难聚首，
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
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
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
我觉得他唱得好极了。
那么，他真的是一个卖唱的青年吗？
真的是。桥面两侧的人行道上聚满了人。看去，大抵都是在北京打工的人，都一动不动地听他唱。那一时刻，除了有车辆从桥上驶过发出声响，除了他在唱歌，可以说周围一片安静。连小贩们，也停止了叫卖。
然而，听他唱歌的人，并没谁丢钱给他。这是他与卖唱者的区别。只有当别人也想唱时，才需付钱给他。于是他将话筒恭恭敬敬地递给别人，之后深鞠一躬，大声说谢谢。说得真挚。桥头停着一辆经过改装的三轮脚踏车，车上是边角严密的铁皮箱，有门可以双开双关；箱内是一台二十几英寸的电视，电视上是卡拉OK装置。别人要点唱什么歌，由他代为调出。他实际上是在出租设备，用他的麦克风，用他的设备唱一首歌两元钱。他所服务的对象是些和他一样的外地青年。他们是进不起北京的歌厅的，但他们既为青年，某时某刻，肯定也会产生唱一首歌的冲动的。他显然了解此点。也显然的，自以为发现了所谓商机。大概，还希望通过这一种亚文艺性的谋生手段掘到第一小桶金吧？他唱，分明是企图通过自己的歌声激发起别人也想唱歌的兴致，但那一个晚上，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大错特错了。因为他唱得那么好（在我听来唱得那么好），别人在他唱完之后，反倒缺乏勇气当众唱了。只有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向他讨过了麦克风。小伙子勉强唱罢一首，任凭他再三鼓励，怎么也不肯唱第二首了。姑娘连一首也没唱完就将话筒还给他了。他呢，躬也鞠过了，谢也说过了，还将两元钱退给那姑娘了。姑娘不肯接，他硬塞到人家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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