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凡·高自传》，显然不是为了弄懂忠杰的画，这一年10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了一趟欧洲，我得到了一本华裔翻译家黄晓敏女士送我的《法兰西掠影》，在那里，她讲述了莫奈、塞尚、凡·高、夏加尔等许多艺术家的故事，那本书点燃了我重读凡·高的热情，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外面跑，心情有些浮躁，我想抱一块巨石让自己沉下来。当真的随一块巨石沉到心底，我对绘画有了比原来更清晰的理解。艺术家在绘画中表现的是双重世界：一个，是对象世界，就是客观世界；一个，是印象世界，也就是主观世界。描绘客观世界强调事物的真实性，描绘印象世界注重表现创作者的情感流动，那是另一种真实。艺术反映生活，当然不是纯粹的客观再现，它是通过创作者对生活的洞察和抽象之后创造的又一个世界，这我是知道的。但有一种绘画，创作者主观思想和情绪太过强大，强大到统摄整个绘画，线条和色彩在抽象了生活某些本质特征的同时，进入了另一种逻辑链条，在那链条上，作品表达的不再是客观世界的情感，而是创作者自己的情感，那情感使他笔下的事物夸张、扭曲、变形，但它是不同于客观真实的另一种真实……
这个时候，想起忠杰的画，似乎有些开悟：他在表现他印象的世界。他印象的世界之所以让人窒息、沉闷、压抑，是他的心在日益粗糙庸俗的现实世界里囚禁得太久，他渴望挣脱却无从挣脱，于是选择用优雅来对抗。他那夸张暗淡的色调，寻求一种怀旧感，都基于表现优雅的需要。优雅，是姿态，更是武器，它被巨大的色彩洪流造就，或许正是忠杰自豪和得意的地方，因为当它呈现在他的画中，就像有一颗枪弹携在他的肩头，感受到支持、鼓励、抚慰的同时，还有了安全感和强大的自信。如此选择是否体现了他的哲学追求，我无法知道，能知道的是，当忠杰不能在现实世界找到抚慰，便只有回到想象中去。它是否抚慰他人，比如我，实在不那么重要，因为他或许像我现在一样看到，凡·高的《向日葵》在许多追求客观真实的人眼里，就并不具有那么强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这种心得，本该在忠杰打电话给我时就说出去，可是，听说有画展，我还是吞下了。也是耍了小聪明，想一旦两次观感重叠，我的溢美之词将更加有的放矢，更加从容。意外的是，感受没有重叠，不但没有重叠，还有些震惊，就像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谈哲学给我带来的震惊。这并不是说我从他的最新创作中看到了哲学，相反，在那玉米地系列里，乍看上去，似乎不隐藏任何东西，只有扑面而来的生命迹象，深秋的旷野，丰沛、茂盛、气象万千，在万千芜杂斑驳的色彩和线条中，一股隐秘而深沉的力量汹涌而来，它在将你带回记忆的童年时，又将你推到蕴含着勃勃生机的现实世界。在那里，心是自由的、奔放的、狂野的，甚至，还有伤痛。因为玉米秸秆有倒伏，有折断，有匍匐在地。然而也正是这种形态各异、浑然一体的饱满元气，让你感受到大自然馥郁背后的幽暗，热烈背后的寂静与孤独，以至于某种不可预知的神秘。因为当画面上几棵因失去水分而干枯的玉米秸傲然耸立、仰望苍穹，你不得不被这些倔强的生命打动，从而去追问，它们的生命密码里，到底有着怎样的基因图谱。
狂野、自由、奔放，这是灵魂突破重围之后的重生，在这里，伤痛、幽暗、寂静是生命密码的主调，因为谁都知道，孤独和哀伤是人类精神基因的本质，它将永无休止地延伸下去。于是馥郁有了，热烈有了，生长在哀伤秸棵上的梦想和希望也有了。它同样是主观的、印象的，可这印象世界和现实世界在创作的途中不期而遇，完美地汇合到了一起，或者说，创作者的印象更加有力地穿透了现实，使多年来一直被囚禁的灵魂找到出口，得以释放。它不再优雅，因为优雅只是一个设置，它阻隔了情感与情感的联系，但它依然是一种对抗，只不过这对抗是以一种原始的自然的力量。问题是，忠杰如何放下优雅这个武器，找到一种比优雅更有力量的力量？是什么使他放弃了曾经的美学追求，让大地有了如此滚烫的生命体温？从上一次看画的2011年到这一次的2014年，忠杰到底经历了什么？难道真的有神迹出现，他幸遇了爆发力？可即使上帝伸出了援救之手，他若不将自己的手伸出去，上帝又如何能够握得住？
画展的当天就有了答案，它隐藏在那本结集出版的《情境·北纬39度》的画册里，在他与姜弢的对话中，他这样说道：“我大学毕业后，创作热情一直很高，但那时主要是跟着别人跑，尤其是‘85思潮’和国外现代主义在国内形成巨大影响的阶段，整天都在琢磨材料啊匹配啊这些事，弄出的作品追求是不是像现代作品、是不是有颠覆效果，一直想着跟传统绘画割裂……随着一步步走来，很快就明白：那些东西其实跟人的情感没有什么联系的，或者说是言不由衷的。而随着一点点回归，艺术史的梳理，尤其是生活阅历的积累，才逐渐明晰了该怎么画和画什么。创作玉米地系列的开始，就是小时候的哀伤感的一次次重现。小时候生活在农村，一出门，就是大片大片的玉米地，那种满山遍野的绿，那种丰盈的长势，或许还引发不出什么，而到了秋冬季节，秸秆枯萎了，甚至秸秆也收了，剩下满地的玉米茬，常常能让我生出一种莫名的哀伤感来。小时候也不懂什么是形而上的思维，但那种哀伤感是确实的。所以后来画的时候，就能够把玉米秸秆的凌乱、枯萎和挺直、繁茂的形态，和我熟悉的人物联系起来。”由此不难看到，当忠杰不再“故意”，放下“知识”，把封闭在知识中的自我解放出来，回到童年的记忆，走向的反而不是自我，而是他人，是社会，是更宽广的人心，是埋藏在人心深处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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