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那真的犹如蜕变一般。那时对生活充满恐惧。
周：走入城市，本来是一种内心的期待，但反而感觉迷失了自我，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从你的个人生活来讲，这二十年你是越来越远离乡村，但是从你的创作讲，你是越来越逼近它，你怎么解释这种悖反？我还记得我跟一些人谈你最近出了什么作品时，他们会反问：“怎么又是写农村的？”一些作家随着身份的改变和对都市生活的适应，早已改弦更张写都市了，当然好作品与写什么题材无关，但对你来讲，乡村世界究竟有什么让你魂绕梦牵呢？
孙：事实确实如此，当我的身体离乡村世界越来越远，心灵反而与乡村世界越来越近了，我身体远离的乡村是一个真实的乡村，有着漫长的春天的寂寞山野，有着艰苦和劳累，而我心灵亲近的乡村是一个虚化的乡村，漫长和寂寞恰恰能够寄托我的怀想，艰苦和劳累也不再可感可知了。最初向外奔，总以为有一个终点，以为有一个地方会搭救你，那个地方是城市，因为只有城市可以脱离土地上的艰辛，后来明白，当你没有了土地上的艰辛，另一种艰辛又在等着你。再后来明白，一个人只要有追求，精神期待的终点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块引狗前行的饼子，一个诱饵，当你到了那样一个地方，它又跳到前边。我在迷失了方向、看不到诱饵时，暂时回到了乡村。我在写作上后来与乡村的亲近，与这样的迷失有关，只为寄托怀想，但那只是一个特殊阶段的事。我是说，一个人出生成长那个地方的气息，会注入你生命的骨髓，让你一生也无法逃离。民工在大街上的一声乡音，火车站进出口一些慌乱的眼神，不经意间就能撞疼了你心的某个部位。是什么让你魂绕梦牵？是血脉，就如母与女的亲情，就如女儿对母亲的牵挂。
周：这与你前面谈到的关注心灵的历史恐怕是一致的，你对乡村世界的把握，不是对它外在特征的把握，比如风物、历史、地理等等，而是对人内心的把握，几乎近于直觉，你的笔锋利无比，直触这些人的心灵。最近看到《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和《民工》，我都有这种感觉，它让人放下作品会不住地感叹，是的，是的，那就是他们！对地理的把握，可能因为远离这个地方而感到生疏，乃至遗忘它，而对心灵的把握则会超越时空的限制。
孙：在这部《街与道的宗教》中我已写到，我的童年是在一个有着三个嫂子的大家庭里度过的，为了母亲与三个嫂子之间关系的和睦，我很小就养成了遇事多从别人角度思考的习惯，对别人内心把握的能力，与小时候的这些训练有关。也正因为这种训练，使我这么些年来一直对人的心灵的历史敏感，而对心灵之外的时间的历史没有感觉。凡事有得有失，我因为忽视了时间的历史，使我获得了细致和深刻，而又因为忽视了时间的历史，使我的作品很少有深远的历史感。至于远离乡村这么些年，如何还能走近乡村人的心灵，我想，是缘于想象，缘于血肉相连的想象。想象重要，血肉相连似乎更重要。
其实你从作品中所感到的真，我已不敢说它就是现实的真，那只是我心里想象的现实的真，你其实是上了我的当。
二、你无数次地回来，又无数次地出发——关于《街与道的宗教》
周：我记得卢梭在写《忏悔录》时曾说：“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我觉得一个人要真诚地将自己的经历展示出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决心的，而且这种自述性的创作又很不好把握分寸，你以写小说为主业，平时连散文都很少写，这次为什么会投入这么大精力来写这样一部作品呢？写作中是否有一些不敢面对的回忆？
孙：在此之前，我还真没有想过会写这样一部自述性作品，应该说我没有半点准备。它的到来纯属偶然，是一家出版社要搞一本作家地理丛书，我是一个很笨的人，从来不能参与命题写作，甚至不能在有稿约等待的状态下写作，可是那位编辑在重申自己创意时的一句话，一下子就点燃了我。他说，我们这套书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作家的情感地理，就是写与你生命相关的一个地方。
与我生命相关的那个地方，在这一刻，从我内心深处突然跳出来。这时我发现，看上去它是突如其来，其实我已经为这部作品准备了好多年，可以说，从懂事那天起，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这部作品做准备，都是在等待这样一次书写。写作之前，我被激情燃烧，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写作的难度，没有想到分寸的不好把握，更没有想到真诚需要勇气和决心，是在写的时候，是在往昔的真实一点点来到眼前的时候，才知道我给自己出了一个多么大的难题。真正客观地面对自己、面对身边的人，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还好，当我走回童年，像童年那样在乡野上疯跑，我就什么都忘了，我忘记了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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