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目光热烈，却没有语言，因为耳背而长期陷入孤独中的母亲已经不习惯使用语言。
可她的眼神常常比语言要复杂一百倍，在那火苗蹿出的瞬间，忧伤、无奈、虚空，种种难以说清的情绪都云雾一样弥漫出来，我的心一下子就疼了。
过日子过的就是女人，大嫂身体出了问题，没人制造热闹的氛围，这年三十的前一天，芯子里的家真的是要多清冷有多清冷了。大嫂的身体出了问题，侄媳们本该提前回来忙活，可是侄子一年到头在修配厂上班，三天两头回家蹭饭，大嫂已厌倦他们提前出现。这正是母亲忧伤和无奈的根本，也是大哥每到年根都通过电话一遍遍向我传递家里隆重等待的原因，是他明知道这个家的热闹不再，才故意渲染它的热闹，就像大嫂自知青春不再，反而要穿大红衣裳一样。问题是，大哥家确实热闹过，那时还在乡下，大哥还只是工厂里一名技术工人，可那时一到过年，不用说年三十的前一天，提前好多天大嫂家就有客人了，奶奶的儿子闺女从北京沈阳回来，母亲的舅舅从海城回来，不但把申氏家族的人引来，把整个村里的人引来，还要把母亲娘家的人引来。一腊月一正月上桌接着下桌，大嫂扎着围裙，把一个家搅扰得热热闹闹。大哥轴承轴心一样迎来送往，备受夸奖的就是母亲，“你老太太真摊了个好儿媳，真是太有福气了。”于是不管是大哥，还是母亲，脸上都像抹了油，光彩照人。如今可倒好，大哥有偌大一个厂子，有发达的事业，有足够的钱为年挥霍，却因为没一个健康的女人忙活，清冷就像贴在墙上的宗谱，有名有姓，条清缕晰。
为了驱逐家里的清冷，我回转身来到客厅后，真的就去看墙上的宗谱。申家的宗谱上写有七代人的名字，最远的，是爷爷爷爷的爷爷，最近的，是我的父辈。我们这辈，母亲生了十个孩子死了六个，他们都只活了几个月，我的姐姐倒是活到五岁，却因为是女的，上不了申家的宗谱，只能在供桌旁边单独设个牌位。宗谱两侧，有两联盛开的荷花，巨大的叶子展示着苍翠的面貌，而它的上方，贴有一幅长长的横批：祖豆千秋 本支百世 永言孝思。千秋，百世，孝思，我属于哪一秋哪一世？我对祖宗有没有孝思？我故意问大哥，爷爷的爷爷到底是谁，是申桐还是申芸？大哥终于找到制造热闹的机会似的，立即走过来，夸张着认真：“是申桐，就他是国子监太学士，回来时还在咱家前边的岭岗子盖过一座三进三出的房子，那房前廊柱下的石鼓现在还在。”
一些年来，守护着被掩埋在地下一百七十多年的荣誉，大哥活得空洞而充实。说空洞，是说他从没为家务繁重的大嫂做一丁点事，哪怕是盛一碗饭；说充实，是说他因为家族曾经的繁荣，很小就人在小镇胸怀世界了。中国和哪个国家建交，以色列和哪个国家不和，仿佛那才是有过国子监祖宗的后人最该关心的事情。从乡村搬到小镇那年，他领着二哥三哥和侄子，去老家前边的岭岗子，把两个石鼓拉回家，放在院子门口。从那时起，大哥动不动就跟人谈起祖宗的国子监，听不懂的人还以为我们的祖宗蹲过监狱。每当这时，大嫂都嘴一瘪，没有好气地说：“屁，讲那些虚的有什么用，有本事帮老婆干点活好不好，只顾祖宗不顾老婆，这种人怎么就叫俺摊上了！”
本是为了家里热闹，却想不到触到了大嫂敏感的话题，我脸忽地一热，立即扭转方向，转向大嫂，漫不经心地说：“可真的大嫂，我怎么忘了，给你买的衣裳试过吗？”
大嫂坐在沙发上，懒洋洋地斜过一眼，有气无力地说：“胳膊腿都硬撅撅的试什么试。”
要不是为了躲避自设的禁区，我是不肯自寻尴尬的。有一首歌曾这么唱道：就算送我一个明媚的春天，我也不会觉得拥有花朵。这是一个被爱掏空了的人的感叹，大嫂不一定会唱这首歌，但我相信面对我们申家，她一定就是这种感觉，跟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付出相比，即使给一件镶金边的衣裳又能怎样！
本是为了躲避狼窝，最后却掉进了虎口。我笑吟吟地看着大嫂，心里却突突突慌跳不停，因为大嫂极有可能再跟一句：“别像五叔似的，来家头三天甜言蜜语，过几天就不是那样了。”
和我一样，五叔也是从乡下走出去在外的人，五十年代他考入鲁迅美术学院时，在辽南这片土地曾传为佳话。我们拖着脚步离开了故乡，走出长长的道路，却把母亲等亲人永远撇在了乡下。于是和我一样，奶奶活着的时候，循着这长长的道路，他每年过年都要回家。每一次回家开头几天，都对大嫂百般的好，说尽了感激的话，就差给大嫂跪下了，可是三天不到，当他在二大爷和四叔家转够了，听到一些有关大嫂跟奶奶说话声音和表情不怎么好的话，立即变了样，掌握了证据似的回来跟大嫂讲理，“侄媳妇，你怎么能跟你奶奶扔脸子！”大嫂身在局内，不能辩解过日子哪来那么些好脸子，大嫂又要强，不能去找二大爷和四叔对质，就只有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大嫂的冷漠，也是因为尝够了这样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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