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让婆婆不安，为了让一冬连大白菜都不舍得买的家人吃一顿好饭，我说：“妈，爸，你们慢吃，我这会儿回去一趟，回去看看母亲和大嫂。”
婆婆立即松口气，挤满皱褶的眉头顿时一亮，“去吧去吧，你老妈不知怎么想你呢，不用着急回来，住楼了家里也没什么活儿。”
下了六楼，来到街上，一股生冷的风扑怀而来，心情一下子轻松多了。我轻松，不仅仅因为终于可以回自己娘家，而是我再也不用去想大庆吃饱没吃饱了，再也不用去听公公响亮的咂唇声了，再也不用和婆婆一起为二庆的不懂事紧张了。大庆吃不饱，心里还是有些不好受；公公餐桌上从不跟儿子交流，这样的氛围我不习惯；而在这个家里，二庆的存在就像一根定时炸弹的导火索，不定什么时候，就把公公引爆，公公一直以为二庆就是婆婆对他不忠的产物，他们因此从不搭话，同在一个屋檐下，却谁也不肯正眼看谁。
只要年不过，小镇上总有人在忙碌，三轮车摩托车不时地擦肩而过。从街东到街西，不过二里地，这二里地的短街可是十里八村的商业中心，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卖烟酒的，卖服装的，拍婚纱照的，美发的。日子总是需要出口和入口，就像人总是需要吃喝拉撒，正是为了满足十里八村人们吃喝拉撒的需要，脑瓜灵活的人们就迅速成了这需要的主宰者，这主宰者汇聚的地方就迅速成了小镇。婆家不是主宰者，可它攀高枝似的挂在小镇的一头，以实际行动印证着报纸上说的农村集镇化建设的进程，实在是方便了我。要是原先，婆家住在镇南十里以外的苇子埔，即使再想远离婆家的餐桌也做不到。
我的娘家其实就在修配厂后院，拐出厂子侧门胡同一转弯就上了楼。午前回来，如果不是大庆着急，上楼跟母亲大嫂报个到是很方便的。所谓娘家，就是大哥大嫂家，母亲年老之后，一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因为伺候老人，可以说大哥大嫂就是我们的芯子，就像一支蜡烛的芯子，他们以对老人长久的热情烛照着申家这支人的日子。在乡下，只要有两个以上子女，只要不是儿女不孝让老人单过，似乎每个家族都有这样的芯子，他们天长地久伺候着老人，他们因伺候老人而在年、节到来之际，成为所有儿女的中心。他们最初成为芯子，要么因为儿子孝顺又有威风，媳妇再差都能被镇住，要么就是因为媳妇贤惠，所谓好儿不如好媳妇。大哥大嫂既属于前者，又属于后者。大哥孝顺，大嫂贤惠，可是什么事都架不住天长地久，一日三餐盘来碗去，一年四季洗洗涮涮，再好的脾气也会受到挑战，再有耐心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磨损，尤其大嫂伺候了两代老人。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十八口人的大家庭解体，父亲母亲选择跟大嫂时还带着奶奶。尤其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小镇，联产承包后还分到一大家子人的土地。伺候奶奶活到九十六岁，送走瘫痪三年的父亲，一边种地，一边伺候包括我在内的一大家子人吃吃喝喝，大嫂这棵芯子磨损的已经不是脾气和耐心，而是身体。她一日日口干舌燥，得了那时的人们闻所未闻的糖尿病。当大嫂以孱弱的身体摇曳着她微弱的烛光，过年，已经是大嫂最最恐惧的事情了。午前，之所以没有坚持上楼先跟母亲报个到，就因为那时临近吃饭时光，留我们吃饭大嫂会打怵，不留，又觉得说不过去。
为我开门的是大哥，见我这么快又回来了，他有些意外，立即冲里屋喊：“贞子回来了。”
大哥这么喊，显然是为了告诉母亲和大嫂。母亲听不见，大嫂应了一声后，挺着被大红毛衣裹着的浮肿的身体，慢腾腾走了出来。
大嫂糖尿病已经有了并发症，虽然每餐前都要往腿上扎胰岛素，可是视力还是在逐渐减弱，末梢神经麻痹，心血管也在逐渐老化。拖着这样的身体，打扫屋子里的卫生，洗床单被单，打发大哥厂子里工人送来的鸡和猪肉，准备供桌上的供品，每到年根，大嫂都要大病一场。可面对大嫂，我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能把年从日子中剜去，如果不能把母亲永远接走，任何安慰对大嫂都不管用。曾劝大嫂用个保姆，大嫂大动肝火，“俺这女人就废了吗？”从此再不敢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年把母亲接城里住几个月，再就是像现在这样，走近大嫂，紧紧握住她的手，问她身体最近怎么样。
大嫂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知趣地推开我的手，朝南屋指了指，“妈在窗上望你呢。”
冲母亲走过去，她根本没有听见。她盘着腿，端坐窗边，直直地朝外看着。为了母亲的习惯，大哥在楼里为她盘了炕，把暖气片装在下面。坐在炕上向外望，可以说是母亲每一天的功课。在窗的外面，在她视线所到之处，能看见大哥厂房的院子，能看见大哥的身影、三哥的身影以及侄子侄女的身影。大哥厂子放假，望不见他们的身影，她望的自然就是我了。拍一拍母亲的肩膀，她慢慢转过脸来，被盼望熬红了的眼仁突然蹿出火苗，仿佛在说：“你怎么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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