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在故事停止之后开始
——《文艺报》访谈录
李墨波
“70后”作家是一个日显活跃且审美多元的写作群体，徐则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从《跑步穿过中关村》到《夜火车》再到即将付梓的《耶路撒冷》，徐则臣的创作风格悲悯深沉，有着朝向经典的愿望和博大厚重的质地。
在经历个人经验的书写后，“70后”作家正在尝试突围，显示出他们宏大叙事的野心，徐则臣对于一个作家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清晰的认识，更有踏实的努力。
由个人切入时代
记者：说到文体，我们会评价某部长篇“是一部拉长了的中篇”，或者会觉得某个中篇小说“浪费了一个长篇小说的素材”，你认为长篇小说这样一个长度的文体区别于中短篇小说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你在最新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有何心得？
徐则臣：我很认同莫言关于长篇的看法：长篇必须有一定的长度、密度和难度。这是它区别于中短篇、“是其所是”的重要特征。如果一部中篇的确是“一部拉长了的中篇”，那这就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同样，如果一个中篇更应该以长篇的面貌出现，我也不认为“浪费了一个长篇小说的素材”是个光荣，尽管它在节制方面具有相当的美德。长篇就是要长，莫言说，不长叫什么长篇。信息量要大，它的密度要与浩大的篇幅相匹配。还有难度，在结构上、在对时间的处理上、在对故事的艺术经营上，要制造更高的难度；因为长篇小说就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文体，它需要引领文学、尤其是小说这个文体全方位地出击和开拓疆土。
心得谈不上，感受有两个，一是孤独，一是难度。刚写完的长篇《耶路撒冷》比较长，排出来四五十万字。因为前后写了6年，一个人孤军奋战，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经常有望不到边的恐惧和孤独感。为了给自己鼓劲儿，我的案头堆了几摞砖头厚的经典大长篇，我想别人做得来，我也做得来。我给自己制造难度：结构上的，叙述方式上的，想法上的，以及故事本身。可能会有人觉得阅读上不那么顺风顺水、一马平川，那很好，如果你让所有人都舒服，肯定是以取消难度为代价的。因为难度本身就是障碍，就是对我们的阅读和审美习惯的冒犯，陌生的新东西会让你不舒服。《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让你不舒服，看不下去，因为它们的确有巨大的难度。比如《尤利西斯》，写一天的事，80万字，别说艺术上的独特匠心，就算按流水账地写，一昼夜要用掉浩浩荡荡的80万字，那难度也不是一般作家扛得住的。
记者：你构思的起点从哪里开始？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一个听来的故事？一个迷离的意境，或者一个主题先行的思想？
徐则臣：起点一般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想法。第二种，很好的意象或者细节。第三种，标题。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先有标题。我的本子上记了很多题目，我也不知道这些题目什么时候会写、写什么。没事我会乱翻，翻到10年前记下的标题，眼前一亮，发现有个故事跟这个题目神奇地对上了，那好，就是它了，开始写。《耶路撒冷》最早就是一个题目，题目之外空空荡荡。我就是喜欢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喜欢耶路撒冷这4个汉字给我的奇怪的听觉感受，很多年前我就想，一定要用耶路撒冷做题目写个小说。
最牛的和最烂的作家差不多都是主题先行。有能力主题先行起码他是有想法的。现在我们缺少有想法的作家，我们不缺故事，通俗意义上的奇奇怪怪的好故事网上有一大堆，但有能力在这些故事中提供有建设性意义的、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有警醒和帮助的不多，这是好作家要干的事。所以，有想法很重要。
记者：我觉得你是一个结尾的高手，很多结尾都很漂亮，比如《跑步穿过中关村》最后敦煌抢了盗版碟疯跑；比如《居延》中居延终于在街上遇见他的前男友，却最终接受了唐妥。这样的结尾让人怅然若失，回味无穷，甚至让我感觉，你前面所有的写作都是奔着最后的结尾去的。
徐则臣：结尾一定要收得有力。我很看重开头，也很看重结尾。小说的两头一定要漂亮，开头先说服我，让我觉得值，可以写了。然后我摸着石头过河，试探着寻找结尾，寻找一脚脚下去踩得最有力的那一下，好了，那就是结尾。结尾不能把话说白、说尽，短篇说六七分，中篇长篇说到七八分就够了。最后那一脚是一锤子砸下去，而不是轻飘飘的如一声叹息，但却要有叹息般余音袅袅的回旋。这是我要的效果，否则自己这关过不去。
记者：在很多评论家看来，相对于“50后”、“60后”作家，“70后”作家通常都沉溺在对日常微小事物的描摹中，对于国家、时代、历史没有宏大叙事的野心，对此你怎么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创作计划？
徐则臣：我个人当然有。大概所有作家写到一定时候，都想处理一些大问题，即使是从个人角度出发，他内心也会有一个大的情结。不是好大喜功，而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的挑战，当你的心智、你的眼界、你的思考力成熟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宏大叙事、历史叙事的冲动。很多大师早期的作品也是青春期的梦话，写着写着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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