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70后”的判断为时尚早，这一代作家大部分人最重要的作品可能还没有写出来。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地在长篇中体现出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70后”作家中有长篇的不多，即使有，也多是拉长的中篇，还缺少足够成熟的长篇文体意识。一旦他们有了成熟的长篇文体意识以后，必然会处理大的题材。
另外，是不是有这种可能，“70后”作家处理历史问题、宏大问题的时候，采用的方式会和“50后”、“60后”作家有区别。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是以宏大写宏大，这种写法当然很适合他们那一代人，有一种宏大的历史感，但处理不好也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大而空，很热闹，忙来忙去没有一个真正血肉兼具、可亲可感、足够复杂的人物，不够细腻不够深入人心。而“70后”作家，擅长写身边事，整天盯着自己看，如果哪一天他们能打通个体跟时代跟历史间的关系，创作必然会有另一番景象：既有鲜活具体的人物，同时也会通过个体去有效地切入时代、切入历史、切入这个世界。
记者：其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好的文学，从微小的、个人的缺口切入，这似乎才是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
徐则臣：文学本身就是个人化的表达，这一道道独特的目光，通过它你看到作者眼中的世界时，我们才真正回到了文学。
这几年我喜欢跟朋友推荐一个南非的作家——库切。库切的小说貌似很小，一点不像宏大叙事，小说里转来转去也就三两个人物，但是，他在个体身上打转的时候，转着转着就把事关家国、种族的大问题转出来了。我们习惯的那种宏大叙事里，只写几个人物你会觉得人太少，戏不够，好像只有大型团体操才能跟宏大扯上关系。如果这一代作家能够通过具体的个体，从小处打开缺口，越挖越深，越挖越大，那最后达到的效果未必就比“50后”、“60后”的作家差，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甚至是超越的。
记者：你以前说过好的小说应该是“形式上回归古典，意蕴上趋于现代”，但是我们又会说，形式就是内容，你觉得古典的形式是否能承载起现代的意蕴？
徐则臣：这话是十几年前说的，现在想法已经变了。当时觉得，在中国式的审美惯性和审美习惯下，如果结构和形式搞得很花哨很“现代”，可能不太容易接受。此外，我也在想，就没法用习以为常的形式去承载一个现代的、当下的意蕴吗？高深东西平易化，让大家喜闻乐见，像圣经，没有诘屈聱牙的字词，简朴平易，可它的确是好。
随着视野渐趋开阔和阅历的逐步丰富，随着我对这个时代和当下的新认识，有些想法发生了变化。古典的形式，它有可能的确承载不了非常现代的、后现代的东西。传统的中国小说的模式，遵循着一个强硬的因果逻辑，起承转合，要整体感和整一性，边边角角旁逸斜出的偶然性全得删除掉。在一个缓慢的、诸多偶然性没能被发现的时代，我们可以形成一个貌似坚实的因果链条；但现在，这个时代，无数的偶然性被高科技和巨大的信息量发掘出来，挡都挡不住，而世界变化又如此之快，建立一条可靠的故事逻辑变得前所未有的艰难。你不能对那些偶然性视而不见，如果你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当下的生活，如果你想尽可能地逼近世界的真相，你就不应该断章取义地去剪除众多的可能性，为一个所谓的“完美形式”去削足适履。
这个时代有打磨得干干净净的故事吗？我不知道该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偶然性，但我以为，适量的偶然性的存在，肯定代表了文学与世界之间的更多可能性。适度地打破古典叙事模式的清规戒律，一定更益于承载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与它相匹配的形式。
很多经典的后现代小说曾经在结构上广为诟病，如果我们拿着现实主义对结构形式的标准来要求它们，不出问题才怪。对后现代小说，它的不那么让你舒服的支离破碎，是否就是它该有的样式？没准若干年以后，我们会发现后现代小说的结构天然地就应该区别于现实主义的小说。在这意义上，假如必要，为内容我会不惜破坏那种整齐的、把我们伺候得无比舒服的形式。
做城市文学写作的开拓者
记者：你的很多作品都流露出一种漂泊感，你在《此心不安处即吾乡》中也说这种城市生活并不能给你一种安定感，为什么？
徐则臣：有心理认同的问题也有身份认同的问题。不只是北京，中国的任何城市，世界的任何地方，我可能都没法有那种归属感；就算回老家，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这很可能也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你就是很难找到一种让你内心安妥的归属感。北京看似很宽容，骨子里其实特别强调身份问题，当年买房子要提供暂住证，我跑了5趟派出所才办下来。当日常生活不停地让你出具身份证明时，就是在提醒你，你已经被先天地和别人区别开来了，你是没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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