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花街的今昔
——在美国克瑞顿大学的演讲
作家有两个故乡，一个在地上，一个在纸上。前者与生俱来，是切切实实地生育长养你的地方，甩不掉也抛不开，人物和细节看得见摸得着，它是确定的；后者则是后天通过回忆和想象用语言建构出来的，它负责容纳你对这个世界的所有见闻、感知、体悟和理想，它是你精神和叙述得以安妥的居所，是你的第二故乡。它是无限的，你的精神和叙述有多庞杂和强大，它就会有多壮观和辽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写的一条名叫花街的老街，不仅仅是一条街，它可能是整个世界，它也正在成为整个世界。这些年我一直在写这条街，在运河边上，船上的人从石码头上岸，就能看见一条被脚磨得光滑发亮的石板路，路两边的人家脸对脸沿街分布下去。这条街不是我真正的故乡。我的故乡在中国的北方，曾经多水、湿润，但现在已经开始干枯，像一截木头正在失去水分；而我小说中的这条花街，地处中国南北交汇点，运河的水汽每天早上都要打湿石头路面。这条街上有南方的那种青砖灰瓦白墙的民居，人们说话时舌头永远都摆不到正确的普通话的位置上。这里与我的故乡相去甚远，但我十分喜欢这样的环境，所以把它放到故事里，当故乡一样来不断描绘。
要说一下这条街的来历。在我工作过的地方的确有这么一条街，就是这个名字，也在运河边上，很短，很多年前倒是住过很多人家，现在城市发展房屋拆迁，一条老街只剩下了不到二十米长，还是弯曲的。三月份我又去看过一次，这仅有的一截花街上，两边都是简陋的小店铺，铺子门前梧桐树越发粗壮了，但可能很快就将被砍掉，楼房、商厦和大马路已经从另一头侵袭过来。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付出的莫名其妙的代价。我担心再过两年，这条街会被从那座城市的地图上抹掉。这也是我打算继续把这条街写下去的原因之一。
每个作家进人写作之后，都会为自己找一个类似的故乡经营属于自己的独特世界，以便把他最熟悉、感触最深、不得不讲出来的故乡的故事统统放进来，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像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我喜欢花街这个名字、这个地方，把故事放到这里讲就特别有感觉，所以我不停地把故乡里熟知的素材和故事，以及根植于故乡的想象与虚构搬到花街上来。故事越来越多，人物越来越多，场面越来越大，原来只有几十米长的一条小街只好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长。我不得不把它拉长、放大。故乡是确定的，不会随意变化，但纸上的故乡却是流动的，它有弹性跟橡皮筋一样，只要我愿意，只要我有足够的能力，完全可以把整个世界都搬到这条街上。过去这条街上没有教堂，现在有个小说里需要一座教堂，那我就会在花街上找个地方新建一座教堂，门口装一个喷泉。如果需要有一所大学，我可以在街上建一所名叫克瑞顿的大学。我还可以在小说里说，这条街旁边正在兴建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名叫新奥马哈，一条名叫新密苏里的河流将与运河平行，流经这个城市。所以，这条街可以无限扩大，直到变成整个世界。
既然要把一条街当作世界来写，那么我在这条越来越长的街上就不能仅仅处理街上的事、故乡的事，还要处理我所面对的整个世界的事，我要处理空间问题，也要处理时间问题。我把我对中国历史、现实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都落实到这条街上，所以花街的故事里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很大，从几百年前一直写到现在，从封建社会一直写到当下的城市化进程和全球经济危机。
这条街因为地理环境的独特，其生活面貌、风土人情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必然与众不同，这也正是这次会议我们将要探讨的问题——对亚洲的想象。因为时间关系，我无法结合具体作品来阐述我通过一条街所进行的关乎亚洲、关乎中国的想象。但有一点显而易见，无论通过何种——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或者文学的——方式，最紧要的一点也许是相同的，那就是建立在对亚洲、对中国，对它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真切的感知和发现的基础上，否则所有的想象只能是空想，所有的描述都可能是篡改，所有的判断都会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距真相越来越远。而我，在借用文学这一方式时，希望自己能够像深人到小说的细部一样深人到亚洲和中国的独特的细部，进得去也能出得来，在一条街上写出我对亚洲和中国的无限接近真相的属于一个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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