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写作
——在“中日青年作家论坛”上的发言
因为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错过了这次“中日青年作家论坛”的盛会，失掉一个向日本和国内的各位前辈老师和同龄朋友学习与交流的珍贵机会，我感到非常遗憾。现在爱荷华正值夜晚，我刚刚从时差的煎熬中摆脱出来，在地球的另一面逐渐开始正常的睡眠和生活。这几天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做了简单的交流，我发现，我们存在同样的时差痛苦，总是在大白天萎靡不振而在夜半精神抖擞，但这不重要，我们的生理机能都很可靠，经度和纬度的变异感很快就将消除；难以消除的，或者说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才能摆脱的一个时差更加折磨我们，那就是“文化时差”和“文学时差”。
时差本身当然不含优与劣的价值判断，它只表示“差异”，表示在另外一个地方你突然发现你无法完整、自洽地描述和表达自己，发现我们相互成了自己与对方的陌生人。而我们从全世界各个地方来到爱荷华，恰恰是为了寻求文学上的理解、共识和发展，为了让我们带着各自的背景、语言、故事来相互表达和澄清自己，寻找那个可以通约的、普世的文学的核心。简而言之，就是为了通过交流和学习，寻找克服文化和文学上的“时差”的良方。
现在，中日青年作家聚集在这里，在我的理解里，也正是为此目的。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我们的时差只有一个小时，文化和文学上的时差也极小，这让我们可以在一个相对熟悉的语境里更加充分地探讨和言说，完满地相互表达。
鉴于此，可以知道，消除“时差”，这正是全球化语境下文学对我们每一个写作者的要求。
很多年里我们都被告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个精辟的论断没有错，立足民族，才能走向世界。但问题在于，它常常被简化和曲解为：只要埋头干活儿，盯住了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只要任劳任怨精耕细作，就一定可以收获出世界意义上的果子。如果收获不到，那就自怨自艾，认为毛病全在自己，功夫不到，庄稼没种好；要不就把责任推给世界，都是这帮怀抱傲慢与偏见者，不待见我们；而很少反思，我们是否开眼看了世界，是否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样的果子。
这么说可能会引起文学的民族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不满，视之为媚外和功利，因为文学不是取悦他人的商品。我赞同文学不是献媚的工具，但我不认为文学就不该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如果反躬自问，在阅读他人作品时我们是否也在挑剔和选择，是否也在评判和增删，我们就可以明白，文学是存在需要和选择、存在被需要和被选择的。我的主业是一家文学刊物的小说编辑，做的就是根据杂志、我个人和读者的需要去选择作品的事儿。我必须选择，根据需要，这没什么好说的。料想所有人，中国的，日本的，全世界的，读者、编辑、学者、批评家和出版商，也都这么干。
——那么，我们的选择标准是什么？别人的我不太清楚，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一个专业读者，作为一个已有五年工龄的编辑，我希望看到的作品最好都能让我两眼放光：语言、故事、叙述、形式等小说基本面都挑不出大毛病；放在当下的写作中堪称优秀；放在经典的谱系里起码不会寒碜；再有，这一条我尤为看重，那就是，该作品视野高远，姿态精进，它要解决的是我们面临的最为迫切和尖端的心灵问题，它要让我觉得它已经走在了当下文学的前列，不仅是中国的当下文学，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当下文学。我希望看到这样的好作品，也希望自己能写出这样的好作品。
你要让我列举一二三，哪些是我们面临的最为迫切和尖端的心灵问题，什么样的作品才算视野高远、姿态精进，哪几类作品真正走在了当下文学的前列，我真说不出来，但我对与它们相反的作品知道得非常清楚。做了五年编辑，我发现编辑的主要工作其实不是发稿子，而是毙稿子，我整天面对的稿子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站在好作品的对面。翻翻名目繁多的文学杂志，到书店里看一看那些汗牛充栋的文集，我想你可能会比我还清楚。我们有如此巨大的创作量，你不能说我们不勤奋；我们参照古已有之的文学之路往前走，你也不能说我们不在自身的文学传统和民族立场上写作；但是，囿于陈规、积习和惰性，片面、狭隘地理解“民族”让我们的勤奋变得更加可怕，文学的发展姑且不论，低碳生活起码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干活儿都不抬眼。
中国有句老话：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他不是不出门就知道天下事的，而是因为知道了天下事所以才不必整天往外跑。文学的民族与世界之关系，其实也含了这个道理，“是民族的也应该是世界的”，如果失了这个前提，贴上的仅仅是“民族”的标签，那只会南辕北辙：越是民族的，就越不是世界的。我常觉得，我们大部分人的写作，不仅是不出门，也不知天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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