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如古人的师兄越来越近
很多年前写过一段时间诗，怎么写都觉得不自在，词语放不开，很板，像一段话潦草地分了行，不得已转而写小说。事因难能才可贵，所以我坚决认同诗歌是文学的王冠——不是照抄文学理论的成见，而是自己才华捉襟见肘的体悟。我对诗人向来抱有不确当的尊重，即使在诗歌泛滥成口水的当下。不写诗但我是个诗歌的忠实读者，喜欢的诗人会反反复复地读。海子是最常看的诗人之一。
最初读到海子时我还没进北大，他的神话式的声誉对我很抽象，那就是一个诗人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振聋发聩，在中国的当代诗坛上同样声名卓著，书本上和传闻里的评价只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句，让我放下他的诗时想，哦，那个我很喜欢的自杀了的诗人海子。他的诗如此新鲜、干净，他用麦地、太阳、月光和鲜花这些最简洁的词汇搭配出了汉字最美丽的语境，这些诗总让我想起南北朝时期的《古诗十九首》，想起“西北有高楼”，它们像抒情的民谣，适宜朗诵、歌唱和默默地体味。这个人魔术一般操持着现代汉语。
——我的遥想到此为止。
到北大念书后，有一回在外面和朋友聚会，说到诗，一个朋友说：海子，你的师兄。我当时就愣了，海子，我的师兄？那么遥远和抽象的一个人，我怎么就能和他发生了联系？我当然知道他在北大念过书，当然听到过无数次同学们把他挂在嘴边，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上课的地方他曾经也坐过，我走过的地方他也走过。他是如此遥远，足以脚不点地地从北大校园里飞升出去，找不到痕迹。和海子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北大”，我觉得对我抽象而又陌生，跟我身处其中的这个“北大”好像不是同一个学校。在我的感觉里，海子仿如一个“古人”。这个时间上的分裂感让我心里很久都存着怪异的感觉。我想我得把它一点点理顺，把一个感觉中虚飘的东西证明出它的实在来。这个事至今还在做，也许没有意义，的确可能就是没有意义，但这不为攀附，只为了平复内心里那古怪的感觉。
要一点点找：先是《亚洲铜》。考研之前复习时，朋友帮我找来往年的试题，有一道题目就是分析海子的《亚洲铜》。说真话，这首诗现在我也不敢说就理解了，更不要说是否理解对头了。当时我不得不去找一堆资料来帮助消化，很多解释都不能让我信服，我又说不出道道来，只好暗暗祈祷，千万别遇到这一题。很好，果然没遇到，拿到试卷我松了一口气。这是我头一次可以与北大与海子之间搭上线的事。
然后是师生间的聊天，说起校园里立雕塑的事。2005年李敖来北大，据说打算出资在北大为胡适先生立一座塑像，终于未果。师生们聊起来，一位老师说，有很多塑像都该立，比如海子，若在北大校园或者五院（中文系）里立一座海子的塑像，那也是一件顶好的事。我也觉得该立，北大有悠久深厚的诗歌传统，树立几个大诗人的形象让后学瞻仰，岂非大大的善举。而海子对北大当下诗歌传统的影响无疑是第一位的。一个光秀秃的校园和一个充满鲁迅、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马寅初和海子等人雕像的校园，其氛围、其底蕴定然要有所不同吧。耳濡目染，见贤思齐，对学术之薪火相传，用膝盖想也该是大有裨益的。我一个劲儿地说要得要得，还说学校应该弃绝偏见，不唯古不唯老，因为海子若在世，当时也不过四十一岁。私下里的聊天，说过了也就说过了，北大校园里的塑像似乎至今也未见其多。
现在说到这事，忽然想起来，那次聊天，其实我已经增加了对海子的校友的认同感。你看，我希望把他的塑像立在五院，说起海子满打满算只有四十一岁，他好像已经不再是“古人”了。
在一个名叫《啊，北京》的中篇小说里，开头我写：“我查了一下过去的日记，三月二十六号，我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认识的边红旗。看明白了这个日期就觉得实际上没必要查，三月二十六号是海子的祭日，一九八九年的这一天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是个纪念。”这是我第一次在文章里写到海子。这一天是北大的未名诗歌节，为了纪念海子，从1993年开始，先是未名湖诗会，然后是未名诗歌节，都定在每年的这一天。读书期间，几乎每一届诗歌节我都去当听众，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整个诗歌节都在烘托一个叫海子的诗人，在这个兼为祭奠的节日里，他代表诗歌和一种诗歌的精神。也正在此时，我才会比较明晰地感觉到，一个早逝的诗人在离北大越来越近，离你越来越近。
如果把海子和北大捆在一块，谈他们和我的关系，除此之外我说不出更多。吾生也晚，没赶上那些轰轰烈烈的好时候，只见过海子的照片，见过和海子有过同窗之谊的朋友，但他们谈起故友似乎很少——我说的是谈起一个活生生的海子的时候。当大家谈起他时，多半是在谈论一个象征和标志，如同谈经论道。他被神话之后，血肉和日常生活不得不从这个世界上退隐掉。我又是诗歌之外的人，写不了诗之后也不再去钻研诗歌的技艺，海子的诗对我来说更多的是阅读上的喜好，他没有隆重地参与我精神和文学上的建构，或者说，他对我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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