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二 纸现场
《罗坎村》的意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小说开始大踏步地向故事回归。这是好事，故事是小说的肉身，也是小说“是其所是”的最大的理由和指标。但中国当代文学似乎总爱往两极跑，一旦向故事致敬，所有作家全举起了手，一个劲儿地朝一边倒，成了现在的另一个极端：我们满眼看去全是讲故事的小说。甚至让很多作家也误以为，故事讲周全了就等于写出了好小说。作家们在面对小说时，眼里只有故事，所以就只在故事上下工夫，注意力越来越褊狭。他们兢兢业业地寻找稀奇古怪的故事，不厌其烦地摹写现实生活的细节，努力把自己装备成精良的高像素DV，反倒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故事背后的东西才是小说。故事只是小说之“用”，发现、疑难、追问、辩驳、判断、一个人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故事与现实与人的张力，才是小说之“体”，也就是说，小说的真正价值在于，肉身之外非物质化的那个抽象的精神指向。它要求一个作家能够真切地说出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而当下的小说整体上淹没于故事中不能自拔，庸常繁琐的细节层层覆顶，让作家们无力跳脱，有想法、有头脑的小说就显得尤为难得。这正是《罗坎村》（《人民文学》2008年12期）的意义之一。1980年代之后，能够如此清晰地在小说中阐述重大问题，似乎已经少见。在这个不足五万字的中篇里，探讨的问题涉及民主、正义、民族的文化心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涉及全球化背景下人的身份认同；如果细致入微地将小说中所有的思考点都罗列出来，甚至还可以说到乌托邦、市场经济、吏治等等。这些宏大词汇的展览并非要过度阐释，而是想说明，《罗坎村》是一部有着宽阔的视野和尖锐的问题意识、且格局阔大并具备了相当思考力度的小说。这种学者化的倾向，我以为正是当下小说需要认真思考的真问题之一。
传统的故事型作家在今天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作家的失语不是因为他不在说话，他甚至比过去的任何时候说得都多，有巨大的创作字数为证；他的问题在于，总也说不到点子上。这很可能不是故事型作家的好时候。我们的生活在逐渐趋同，整个世界正在一个共时的平面上展开，那些过去让我们脸红耳热的秘密和隐私已经不得不相继变得透明，传奇性和戏剧性这两个故事的法宝长袖难舞，将越发无力，因为所有的故事和故事里的细节逐渐人所共知；当此时，你要靠单纯的故事本身来挽留读者，咬牙跺脚可能都使不上劲儿。故事和细节必须来一剂思想的强心针，让它们以另一种思想的逻辑重新整合，赋予它们别样的指向，以期化腐朽为神奇。诡异的是，另一方面，当下的世界和生活又前所未有的复杂，暗流涌动，要通过小说这种文体有效地对世界发言，非有足够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辨识能力不能胜任。在这个意义上，作家不仅需要优秀的感受力和叙述才华，还需要丰厚的学识、深致敏微的思辨以及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抽象能力，需要点石成金和一剑封喉的能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仅靠故事就可以成就小说的时代或许还会再来，但现在，没头脑的故事可能只好感叹生不逢时了。作家学者化在当下已经是小说这一文体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无意于把《罗坎村》上升为一个样本，但它的确足以说明问题。袁劲梅从美国的一桩华人虐童案入手，在罗坎村和美国之间勾连扯动，文思大开大阖，逐渐将各色人等网罗进来，把文化背景迥异之下的中西方对正义、民主、家庭伦理等问题的看法也生动自然地网罗进来。小说显然不是以故事取胜，其震撼力来自它的视野、格局和深度，这实在是国内绝大多数小说无力比拟的。袁在美国做哲学系的教授，一肚子墨水，身处两种文化，于哪一种文化都难以全身心地认同，这恰恰是她的优势，可以选取别一样的视角看待世界，这视角既犹疑又坚定，既睿智又尖刻，既感情用事又能持之平常，所以才会比身在此山的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才会绕了个幽默的圈子然后告诉我们：罗坎村就是中国的缩影。
一点都没错，袁劲梅用一个小小的罗坎村就把我泱泱大国的来龙去脉给解释了。你可以说她解释得有失偏颇，你也可以说她的解释还可以再从容再少点火气，人物还可以描摹得更好，但你得承认，这一个中篇的容量和价值肯定超过当下很多部长篇小说的总和。在2008年的汉语原创小说中，《罗坎村》绝不是可有可无，它将会给我们以后的写作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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