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部小说是个意外产物。照我的写作计划，它至少该在三年后诞生。《耶路撒冷》写完，我就开始专心准备一部跟京杭大运河有关的长篇小说。这小说既跟运河有关，运河的前生今世必当了然于胸，有一堆资料要看，文字的、影像的。以我的写作习惯，从南到北运河沿线我也得切实地走上一两趟，写起来心里才踏实。小说的一条线在1901年，这一年于中国意义之重大，稍通近现代历史即可明白。这一年晚清政府下令废止漕运，也直接导致了运河在今天的兴废，如此这般，二十世纪前后几年的中国历史也需要仔细地梳理一遍；凡此种种，有浩繁的功课要做。我是预料到工程之大的，但没想到大到如此，一个问题盘带出另外一个问题，一本书牵扯到另外一本书，笔记越做越多，我常有被资料和想法淹没之感。有一天我面对满桌子的书发呆，突然一个感觉从心里浮上来。这个感觉如此熟悉，我知道有小说提前瓜熟蒂落，要加塞赶到前头了。这小说就是《王城如海》。
那时候它还叫《大都市》。在此之前它叫《大都会》。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小城市》，写的是从大城市看小城市里的事。写完了意犹未尽，想换个方向，让目光从小地方看回去，审一审大城市。当然是以北京为样本。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不管我有多么喜欢和不喜欢，它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和根本处境。面对和思考这个世界时，北京是我的出发点和根据地。我也一直希望以北京这座城市为主人公写一部小说，跟过去写过的一系列关于北京的中短篇小说不同。区别在哪里？
在“老书虫文学节”上，与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三位作家对谈城市文学时，我开过一个玩笑：很多人说我“北京系列”小说的主人公文化程度都不高，这次要写高级知识分子，手里攥着博士学位的；过去小说里的人物多是从事非法职业的边缘人，这回要让他们高大上，出入一下主流的名利场；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国内流窜，从中国看中国，现在让他们出口转内销，沾点“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气，从世界看中国；过去的北京只是中国的北京，这一次，北京将是全球化的、世界坐标里的北京。放言无忌的时候，这小说才刚开了头不久，但真要通俗、显明地辨识出两者的差异，这一番玩笑也算歪打正着。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从动笔之初它就没法叫《大都会》。美国作家唐·德里罗有个长篇小说叫《大都会》，写纽约的；有德里罗在前，纽约之“大都会”称谓世人皆知，我只能避开。那就《大都市》？与《小城市》相对。和韩敬群先生聊及该小说，他以为“大都市”不好，听着与“耶路撒冷”不在一个级别上，过两天发来一条短信，苏东坡的一句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王城如海》如何？我“嗯嗯”地敷衍，只说备用。没想透的事我不会贸然答应，尤其是小说题目。我是必须有了合适的题目才能把小说写下去的那类作家。接下来的好多天，我把“王城如海”写在纸上，有空就盯着看。我让这四个字自由地发酵和生长，让它们的阴影缓慢地覆盖我想象中的那个故事，直到某一刻，它们巨大的阴影从容、开阔、自然地覆盖住了整个故事。好，题目和故事恰当地接上了头，名叫《王城如海》的小说才真正出现了。就它了，也只能是它。王城堪隐，万人如海，在这个城市，你的孤独无人响应；但你以为你只是你时，所有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
瓜熟蒂落的小说不能拖，拖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再也不会碰它。熟过头，你对它的好奇心和陌生感丧失殆尽，写作真就变成一个程序化的机械劳作，背书一样面对稿纸复述，写作让人着迷的寻找和探究的快乐荡然无存，这样的写作于我是折磨，宁可不干。所以，既然意外“怀孕”，那就当其时令，该生就生。
2016年1月1日上午，我坐到书桌前，摊开习惯用的八开大的稿纸，在第一页的背面写下“王城如海”四个字，第二页的背面开始写小说的第一句话：“剃须刀走到喉结处，第二块玻璃的破碎声响起，余松坡手一抖，刀片尖进了皮肉。”余松坡的故事从此开始。
自此，到5月18日三稿毕，十万余字的小东西用了近五个月。我无从判断写作的速度快还是慢。有快的，长篇小说《夜火车》十来万字，一个月写完了；也有慢的，《耶路撒冷》四十万字，折腾了六年。但不论快慢，没有哪个小说比《王城如海》更艰难，很多次我都以为再也写不完了。写作《耶路撒冷》的六年里，横无际涯的时光如大海，我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往电脑上敲，也没有为一部小说的无力完成如此焦虑过。不是故事进行不下去，也非中途反复调整，要一遍遍推倒重来——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从不为写作本身的问题如此焦虑和恐惧；只要耗得起，写作中几乎不存在过不去的坎儿，实在越不过了你就等，最终时间会慷慨地拉你一把。我遇到的是另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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