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各种疾病和坏消息贯穿了《王城如海》的整个写作过程。在动笔之前祖父就进了两次医院，溶血性贫血。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疾病，血液可以在一个九十六岁的老人体内相互打架，自我消耗，血色素的指标像股票一样隔天就直线往下掉。本地医院配不出祖父需要的血，溶血太厉害，血型都测不出来，只好转院到隔壁城市最好的一家医院。多次尝试，血算是补上了，其他问题出来了。上年纪了，各种器官的功能都在衰竭，医生让我把祖父想象成一辆老爷车，各个部件都处在报废的边缘，汽油供不上只是半路抛锚的一种可能。
当然，油上不去，将会加速某些零部件的提前报废；而对一辆老爷车来说，哪个部件都报废不起。补过血，回家，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再四个小时的车躺着去那家医院。如此反复，祖父真折腾不起了，溶血性贫血在大剂量激素药的遏制下，成了威胁生命的次要因素，身体的其他部件揭竿而起。医生说，每一个脏器都可能随时说不。正是在众多的“不”声中，我在远离故乡的北京开始了《王城如海》的写作。千里之遥不能淡化任何一点担忧和焦虑，相反它在加剧和放大，你使不上劲儿，听风就是雨，你会为你使不上劲儿羞愧，自责你逃离了灾难现场，自责你因为距离造成的冷漠。每一次祖父走到死亡的关口，我都觉得自己是帮凶。我使不上劲儿，连口水都不能端给祖父喝。
祖父是个老私塾，被打成“右派”前是小学校长，其后被责令当了多年的猪倌。平反时年纪也大了，离休终老，在乡村里也算大知识分子：闯荡过世界，毛病很多，见识也有，但在儿孙问题上还保留了老脑筋，最心疼我这个唯一的孙子。凡我的事，都按另外一套规矩办。从小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念书了，回家也和老人住一起，感情自不必说。
小时候最大的乐趣之一是去镇上赶集，祖父骑着自行车，逢集就带上我，进了集市不管饿不饿，先给我买二两油煎包子。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包子。出门念书了，从一周回来一次到一个月回来一次到一学期回来一次，再到工作结婚后经常一年回老家一次，祖父迎送的习惯从未改变：我离家之前一两个小时，他就会拎着马扎坐在大门口，听着我收拾行李的动静；
我出门，他也站起来，拎着马扎一直沉默着跟我走到巷子口的大路上，怎么劝都不回去，只说，“走你的”，或者“我就看看”。哪天我从外面回来，祖父会提前几个小时坐到巷口的路边，就坐着，坐累了回家，抽根烟喝杯茶，过一会儿拎着马扎再去巷子口。有一年冬天回老家，大雪，车晚点，到家已经半夜，八十多岁的祖父实在熬不动，上床睡了。父亲接我，用手电照着巷口至家门前的路，雪地里很多趟相同的脚印，把雪都踩乱了。父亲说，祖父一晚上就没干别的，一趟趟地走，跟他说也没用。那时候手机电话都通，我啥时候能到家早就通报得一清二楚，但祖父坚持摸黑往巷口去，嘴里还是习惯性的那句话：
“我就看看。”
那夜我到家，在院子里中说第一句话，就听见祖父在房间里说：“回来了？”
祖父从不讳言他对孙子的看重。他像一部上不了路的老爷车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一度因为器官衰竭头脑出现了混乱，身边的人一个都不认识，听谁的名字他都茫然。小姑在电话里告诉我，只在听到我名字时，祖父突然清醒了，说：“那是我孙子。”
待在北京写作《王城如海》的每一天，都穿插着多通类似的关于祖父病情的电话。最多的一天，我和家人来回通过二十多个电话。不通电话我焦虑，通过电话我更焦虑，真像蝴蝶效应，家人任何一点悲观的判断和情绪都能在我这里引起一场风暴。每一通电话之后，我都得坐在书桌前稳半天神，拼命地喝茶、翻书，让自己一厘米一厘米地静下来，直到下笔时心里能有着落。
工作之余我都尽量写一点，一天两百字也力图有所进展。完全停笔不动只在春节前后，我拖着行李箱直接去了医院，二十四小时守着祖父，一直到除夕前一天回老家。祖父坚持回家过年。有天早上醒来，他说我这是在哪里，为什么周围都是白的，房子连个屋顶都没有？医生说，天大的事也等过了年再说，别让老人有遗憾。这话说得我的心悬了整个年关，生怕祖父出什么意外。
好在挺了过来，祖父又长了一岁。在老人身边焦虑的确是少了，我可以把祖父搀扶到阳光底下，可以端茶倒水，可以为祖父处理大小便问题，我使得上力气了。那段时间几乎不想《王城如海》的事，带回去的稿子停在哪句话上，离开老家时还在哪句话上，我甚至都没把稿纸打开，背回去的一堆空白稿纸原封不动地背回来。
回到北京，坐下来，继续在书桌前的煎熬，跟之前有所不同的是，我时刻担心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确定性的消息。祖父的身体确实每况愈下。医生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随时。我便在写作中随时提防那个“随时”，而这个“随时”让我的写作断断续续、举步维艰，让我觉得每一次顺利地接续下来都像是一场战斗。实话实说，半程之后的《王城如海》，我没能感受到丝毫的写作快感，我仿佛在和死神争夺一个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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