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工作室门窗紧闭，助理和四个记者都在
猴子汤姆：吱吱。喳喳。叽叽。呀呀。
教授：安静。
猴子汤姆：吱吱。喳喳。叽叽。呀呀。
教授：安静！安静！
儿子：它说，很辣，花椒，香，还有鱼。
教授：哦，水煮鱼。前面是家川菜馆。我请你们两个外国人尝尝著名的水煮鱼。
教授太太：你不是外国人？
教授：在伦敦我是。我对这个国家有各种怀念和不满，我清楚我距离这个国家万里迢遥。一旦回到中国，我发现，我所有的愤恨、不满、批评和质疑都源于我身在其中。我拿不出国籍、护照我也在其中。我从未离开过。
——《城市启示录》
工作室门窗紧闭，助理和四个记者都在。四个记者中，一个是北京的媒体，另三个分别是南京、上海、广州驻北京记者站的大拿。余松坡进去时，他们正在比较四座城市雾霾的异同。北京的雾霾当然拔得头筹，味道醇厚，堪比老汤。南京媒体的记者不服，他们的雾霾最有特色，出现了玫红色的新款。满世界都是性感、暧昧的玫红色，你们见过吗？上海的记者想不起玫红是哪一种颜色，广州的记者说，洗头房去过没？大白天也开着的那种灯光。大家就笑。圈子就这么大，文艺口的记者都熟。余松坡的助理很敬业，刷微信看观众对新戏的反映，刷到了南京的玫红色雾霾。
“都别嘚瑟了，专家发话了。”助理捧着iPhone说，“某教授表示，雾霾只有灰白褐三种颜色，该玫红色的异常状况应是雾霾与傍晚霞光结合的结果，并非特殊污染造成的，不必紧张。”
“屁话！”广州的记者说，“灰白褐三色就不用紧张了？”
“安静，得和余老师谈正事了。”上海的记者说。
他们都看到有关媒体和网上的消息了，他们也明白余松坡助理约他们采访的意图何在。来工作室之前，红包已经到了他们的账上。
助理说：“媒体就是替人说话。关键是替谁说，怎么说。”他想以此暗示余松坡，都搞定了，放心说吧。
余松坡摸着喉咙处的创可贴，开口说的却是早上玻璃被砸的事：“你们真觉得《城市启示录》这部戏犯了众怒？”
四名记者揪胡子的揪胡子，拽头发的拽头发，指头上转自来水笔的转自来水笔，四人互相看看，撇撇嘴。北京的记者说：
“余导，说实话，我都没觉得这是个事儿。戏演得再好，也会有人心里不舒坦。”
“这不是常规的艺术批评。”余松坡说。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
戏里一个满肚子城市知识的教授从伦敦回来，要在国内做个课题，世界城市的比较研究。他待过全世界的很多城市，从市容市貌、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一直到交通、下水道系统和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都有深入的研究。关于伦敦、巴黎和纽约、芝加哥的比较研究，就写出了三本书，在国际学术界颇有些影响。这些年，北京这个“庞大固埃”成为新兴国际大都市的样板，年逾半百的华裔英国教授一拍桌子，后半生研究的重心，就它了。以他搜集的材料，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北京，实在充满了难以想象的活力与无限之可能性。该华裔教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出国留学，学成后去了南非开普敦的一所大学任教，后来辗转欧美诸国家，最终落脚在伦敦一所名校。
有意思的是，该教授出国三十多年只回来过三次。一次是父亲过世。父亲去世后，他就把母亲接到了国外，母亲很快也过世了。一次是看到大学时的初恋情人的老公因经济问题犯了事，跳楼自杀，他专程回来安慰。结果如他所料，他没能把初恋情人带到苏格兰（当时他在爱丁堡教书）。第三次，回国参加国际研讨会。所谓国际，就是因为请到了他和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浙江某大学的教授，其他都是国内的学者。到了武汉他才明白，为什么主办方千方百计邀请他来，不惜给他订了头等舱。他参加过无数次国际会议，头一次坐上头等舱。那一次回国距今也有十来年了。他记得会议上教授们谈得最多的不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改造，而是千禧年。中国人对千禧年充满了真诚的神往，似乎新年的钟声一敲响，一个美丽新世界就会自动来临。
更有意思的是，此次与教授同行的还有他十九岁的儿子，比他小十五岁的生于法兰克福的洋媳妇，以及他儿子的宠物，一只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猴子。
问题就出在猴子身上。猴子能说人话，或者说，他儿子能听懂猴话。而这猴子有个特异功能，对所有奇怪的气味都敏感。该猴子是从印度加尔各答带到英国的。当时教授刚和前妻离婚，孩子判给自己，他去德里开会，只能把儿子也带上，开会时让他在酒店里打游戏、看电视里的动物世界频道。会议结束，爷儿俩顺便去其他城市转了一圈。在加尔各答的马路边上，儿子尿急，学印度人踱到路边，背对行人尿了起来。尿了半截觉得有人拽他裤腿，低头看见一只巴掌大的袖珍猴子作揖一般抻着他裤角。儿子嘘嘘地让它走，猴子不走，干脆抱上了他脚脖子。可那小东西两只细胳膊太短，抱不过来，好不容易抱上了就往下出溜，但依然顽强地一遍遍抱。儿子从小喜欢动物，任它抱，断断续续尿完了，伸手把猴子抱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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