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留学后又回到上海，要说这时候鲁杰已经把自己这个叛逆者的形象塑造得血肉丰满，但是他并不满足自己，很快就被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所吸引，从发展自己命运拓宽到关心民族命运。他甚至张开联想的翅膀，认为共产党给人民以思想，我给人民以科学，只要我和共产党联合起来，就可以并完全能够拯救这个民族了。
一想到他要成为这个民族的救星，他激动得不得了。这时候，这个从洛宁县鲁家洼走出来的原本农民的娃子，已经把自己鼓荡再鼓荡，走到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已经是国内外闻名的科学家了。
这时候上海外围响起解放军的枪声，这个城市就要解放了，逃的逃，跑的跑，上海滩一片混乱……
美国领事馆派人来动员他去美国当美国人，英国领事馆派人劝说他到英国当英国人，瑞士人劝说他到瑞士去定居当瑞士人，国民党高级官员游说他上台湾，他都拒绝了。他很会拒绝，他对美国人暗示他要到台湾，他又对国民党暗示他要到美国，他对英国人暗示他要取道瑞士，他对瑞士人暗示他要取道英国。他知道自己是哪一方也没力量得罪，但他又知道这各方之间谁也不敢得罪谁。结果给人的印象是鲁杰肯定要走，就是不知道到底上哪儿去。谁也不知道他一边应付他们一边在心里早拿定主意，哪儿也不去，要留下来与共产党联手当民族的大救星呢！
那时候往国外跑的人，谁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到祖国，死后还能不能埋进祖国的土地里，便悄悄兴起了挖土热。往国外逃跑的人都到上海外滩挖土，带一抔黄土吧，万一客死他乡，把骨灰放进这抔土里，灵魂就安息了，也许这抔黄土会化为一朵祥云，托着流浪儿的孤魂漂洋过海，回到祖国回到家族的祠堂里。
白丽和妹妹白平去挖土时，鲁杰没有阻拦。白平在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他一直觉得这个漂亮的妻妹在悄悄爱着他的同时也在悄悄监视着他。他时时处处提防着她。不过，他还是上了她的当。
那天白平飞往台湾，他们全家人去送她。白丽抱着儿子，鲁杰手捧一束鲜花。看着即将起飞的飞机，鲁杰把鲜花献给漂亮的妻妹。白平深情地接过鲜花，吻一口，转给姐姐白丽，伸手抱住了鲁杰的儿子，看样子要吻别一般。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白平抱着孩子一扭头就飞一般向航机跑去。白丽本能地动身去追，被鲁杰拉住了。鲁杰死命握住了她的手。鲁杰明白，只要他们追上飞机，飞机马上就会起飞的，那样命运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白丽疯一般挣脱着要去抢孩子，鲁杰死命抓住她的手不放，仍然满面微笑地向飞机上的白平用目光告别。那样子就像鲁杰和白平商量好了一样，把白丽蒙在鼓中。
鲁杰知道，国民党不至于劫持他飞往台湾，是因为他们不敢得罪他身后可能存在的美国和英国，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下决心留下来和共产党一道建设新中国。
飞机起飞了。当孩子的哭叫声游丝一样在空中飘逝的时候，鲁杰才放下心松了一口气。白平虽然抢去了孩子，却没有引诱他们追上飞机，白平的劫持便只是劫持了一个形式，没有得到劫持的内容。
鲁杰紧握着妻子的手，迈进汽车又回到家里。在白丽的记忆中丈夫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握过她的手，她感到她整个人被握在丈夫手心里，从挣不脱到不愿意再挣脱，到最后感到在丈夫的手心里迅速成长，一下子就成熟了。
“我明白，”白丽说，“咱们是哪儿也不走了。”
“不是我不走。”鲁杰说，“是我没有权利走，这个民族需要我，这个国家需要我。”
这句豪言壮语脱口而出，鲁杰望着吃惊的夫人，自己也感到吃惊。夫人作为听到他内心秘密的一个别人，对他形成了一个接受对象和受到影响的环境。
白丽点了点头说：“我懂了，你不仅仅属于我，你属于整个民族。”
白丽的话构成了对丈夫的回声。这个回声不仅接受而且继续煽动了丈夫的伟大感。他们在失去孩子以后忽然觉得获得了整个民族，于是为他们自己煽动起来的伟大感而激动万分，热烈拥抱。白丽旋即又坐在琴前，为继续鼓荡他们自己，弹响了迷醉的琴声。他们在琴声中迷醉。
鲁杰切入伟大后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的一九五一年春天，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把他送进了牢房。在他以后的回忆里，好像牢房并不重要，却牢牢记住了那辆草绿色的吉普车。他记得那美式吉普又破又旧，坐垫上还有破洞，由于底盘太轻跑起来有点飘还有点颠。车笛刺耳，车就像要散架的骨头跑起来哪儿都响，总使人有跑着跑着就要掉轱辘的感觉。他从来没坐过这种车，他不是坐这种车的人，让他坐这种车进监狱便觉得受到了轻视。他十分后悔当时没提出来换车，以后每想到这辆车就觉得十分悲惨。
这样，从鲁杰看待这辆吉普车和牢房的轻重上，我们就发现他这人极重形式，形式往往给人以改变命运的最先反映。通常，形式一般是内容的载体和外观，而有时候形式本身就切入了内容。这就给鲁杰一种感受，那辆破吉普车才真正是他的牢房，因为这辆车一下割断了他和外部明媚春光的关系。牢房不过是以后九年时光的帆船，他坐在这船里在时间的长河里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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