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枢官员男子65岁致仕（包括皇帝），地方官员60岁致仕。中枢官员女子60岁致仕，地方官员55岁致仕。军队无职务的普通士兵男女皆五十六岁退役。
朝廷允许告御状！
无论有无确凿证据证明某官员徇私枉法，只要走正常法律程序没有得到正义的伸张，就可告御状，向天子申请罢免或辞退该官员。
非涉及命案、重大财产或声誉损失案，不可告御状（否则就是违规，要劳改），而是该走公车上书的路线或者匿名向当地监察史、高级官员投诉举报。
告御状要找讼师写状纸，呈交帝都大学法务学院在长安的专门负责接待告御状之人的办事机构洗冤所，先由学院大学生组成的洗冤小组调查清楚，若情况属实，则将涉案人员全部革职查办，然后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告御状与公车上书制度联合起来，可以有效的震慑那些还有良知的官员不要越陷越深。
此外，刘曜为了理清吏治，还做了养廉金与首告无罪制。
治乱循环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魔咒，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政权摆脱了这个魔咒。
后世有很多学者都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类比了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有的人甚至认为将国朝的官员配制到村这一战时动员体制也搬了出来，而近年来取消农业税并逐步消减乡村干部数量的做法打了此等观念一记响亮的耳光。
后世学者们细查中国历朝也无法得出解决方法是必然的，有位历史作家干脆认为这是个无解的难题。
为什么说吏治是治乱循环核心的原因？
这里吏治，不仅仅是指文官的清廉程度，但文官的清廉是核心。
自宋以后的朝代都实施以文制武的制度，也即是后世现代国家通用的文官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文官贪腐，必然会导致军队的日益贪腐。
管理者贪腐了，你还能指望被管理者不贪腐吗？
而贪腐，必然导致军队的战斗力日益降低，最终无法应对各种外来挑战，比如农民起义、邪教起义、外族侵略，最终亡国。
换句话说，只要无法遏制文官们的贪腐之欲，则帝国必然处于亡国进行时。
后世有位学者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即吏治曲线。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朝代，吏治这条曲线都是逐步向下的，从来没有逆转过，而当这条曲线降低到一个极点时，就亡国了。
当然，以中国之大，会不时的涌现出一些天才的军事将领，也许能够在这条曲线即使非常低下时，依然通过他们的军事天才，打一些胜仗，延缓亡国的速度，比如岳飞，比如孟珙，比如戚继光，比如曾国藩。
但是，他们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帝国最终还是会亡。
当这条曲线没有达到一个非常低下的程度时，即使面临严重的危机，以中国之大，以炎黄子孙的勤劳勇敢，都不会亡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明代的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的诱因之一，也是北半球的气候突然降低，导致游牧民族南下。
而明英宗的军事失败，也让明帝国面临了严重危机，但此时明帝国的吏治尚没有达到最低点的无能状态。
最终即便是皇帝被擒，明帝国依然坚强的顶过了这次危机。
就算有雄伟的关塞再多，军事技术再先进，当帝国的官员们已经彻底陷入贪腐的泥潭不能自拔时，在外敌侵略时也将变得没有任何用处。
就算把机关枪的整条生产线都赠送给末期的明帝国，依然会被满清覆灭！
因为那时官员会在武器生产时克扣，生产出来的机关枪会打两发就炸膛；缺乏训练的明军士兵会在距离敌人两公里的时候就胡乱开枪耗尽子弹，然后在满清骑兵冲近时举枪投降；缺乏勇气的明朝文官、武将会将装备了最先进武器的军队整个的交给骑着战马挥舞马刀的蛮夷。
历史已经正面，明末时期的火器成熟程度相当先进，后世清末八国联军入侵时，清廷的官员还在明朝的武库里发现了很先进的火器。
所以，若无法解决体制下帝国从文官到武将的日益贪腐，再高呼几句什么水至清则无鱼，亡国也依然是发生！
鉴于此，刘曜针对反腐，决定在制度上改革创新，一是精兵简阵，明确各部门各级别官员的职责内容与权力范围，固定人员的编制数额，决不轻易扩编；二是高薪养廉；三是严惩贪腐，包括行贿、受贿、挪用公款、以权谋私等等！
具体包含了养廉金与首告无罪制。
所谓首告无罪制，即官员首告之后，贪污受贿的财产一半上缴国库，另一半作为该自首官员的合法财产。
这时，行贿者被处以惩罚，经济方面的处罚是罚款行贿金额的两倍，其他方面的处罚另说。
而如果行贿者首告，则行贿金额返还行贿者。
如此一来，行贿受贿者之间就不可能相互信任——缺乏信任，那便没法合作。
再一个反腐措施是养廉金，即侦察人员侦破官员贪污案件后，贪官家产抄没，其中一半作为破案人员的奖励，另一半运入赃罚库，作为养廉金定期向京官发放。如此一来，想利用权势帮助贪官脱罪的行为就会激起其他京官的众怒。
这两条措施都充分利用了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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