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奥斯陆过了一夜，转签了早上六点的航班，抵达希斯罗机场时比预定的早了三小时。当他的飞机靠近温莎公园上空时，天正在下大雨，黎明时分的天空呈灰绿色，沿路所有的车头灯都亮着。航站楼外，排在等出租的队伍里时，他发现四号公路上堵得厉害，排起了两英里的长蛇阵。于是他折回到机场里，往下跑了几层，搭上列车直达帕丁顿，然后在那里叫到一辆出租车。等他抵达自家门外时，雨已经停了，人行道上发黑的花楸树枝正在狠命往下滴水。他的出租车一停下，他就拎着行李站到花园门口四下打量，颇为吃惊：在人口如此稠密的建筑群，某个工作日的上午十点，居然一个人都看不见，连别人说话的声音、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都没有。贝尔塞兹公园看起来就像北极一样荒无人烟。这里有他的家，那是属于他自己的、载满烦恼的方匣子，这里很整洁，建成于早期维多利亚时代，以灰色伦敦砖砌成，楼下的窗框都是石头打造的，在冬意盎然的花园里，它矗立于自己的领地，与一棵光秃秃的桦树站在一起，边上还有一棵古老的苹果树。没有多少伦敦的房子能拥有一百英尺宽的花园前门，一条用碎砖砌成人字形图案的花园小径勾勒出平缓的曲线，直通宅门，爬满苔藓的砖墙圈出边界。就建筑质量而言，这房子要比他前几次婚姻时住的地方都优越，现在只能把它卖了，将里面的物件一一分割，两位户主都是一样的打算，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互相厌恶——尽管她也许是挺厌恶他的，而是因为他五年里牵扯了十一桩风流案，而她只有一次外遇。既然比分悬殊，他们就得遵从这心照不宣的规则，并为此饱受折磨。
推开花园前门时，它像往常一样吱呀作响，听起来更像是唧唧呱呱地在念告别词。他很伤感，却再也不会痛彻心扉。火车上那位他再也想不起名字的可爱女人，去塔平家的遭遇，以及他在北纬八十度地带度过的清心寡欲的人生插曲（他几乎已经痊愈了），如今构成了几道崭新的保护层。无论变化如何微小，他毕竟已经是另一个人了。他心里满怀遗憾，悔恨居然不知道用点什么手腕好让帕特丽丝爱上他，可他终究还是抽身而退了。他现在进门，就是为了着手拆掉他这场婚姻的舞台布景。他打算今天就开始打点行装。那些在四周封冻的船上度过的昏暗的午后，他盘算良久，决定只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带走。其余的可以归她，沙发、地毯、油画、刀叉，假如她能说服她那位商业银行家父亲买下他那一半份额，整栋房子都能给她。别尔德会尽量了断得有效率、不伤神。他才不管那么多呢，她尽可以让塔平吃饱软饭。前院草坪上有的是空间，搁上一艘船，一根灯柱和一只电话亭不在话下。
行李箱的轮子在小径上碾出切切哀告，滴答，滴答。他最后一次回家。他庆幸自己到得早，这样就不会碰上帕特丽丝呆在家里“欢迎”他，对他的归来不闻不问，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整整一天她都要教课，下午会有几十个孩子盘着腿跟着她的钢琴伴奏唱歌，照例唱得荒腔走板。很快，诸如此类与她相关的生活细节，他将会要么忘记，要么否认。
他来到大门口，努力跟腰上新近长厚的一圈脂肪斗争，俯身在他的行李箱里搜寻钥匙，此时他注意到有个变化。那只漆成奶油色、装着牛奶瓶、配有刻度盘，并用红箭头向送奶工指示当日定量的金属篮不在原来的地方。它给挪了位置，要不就是挨了踢，被一脚拨到右侧，于是石头门阶上就空出来一块用粗砂岩框住的脏兮兮的矩形印迹。现在那个篮子就歪立着，呈斜角面朝墙，像在跟墙壁亲切交谈。他没有把它摆到原来的位置去。有什么意义呢？不久他就会搬进一处新居——他设想是一套小小的、四面白墙的公寓，没有一丁点杂七杂八的东西，他要在房子里营造一个“斯匹茨卑尔根”，从此地开始替自己规划一个崭新的未来，减肥瘦身，让自己轻巧灵活，坚韧地向新目标挺进，至于新目标到底是什么，他还没谱。
他找到了钥匙，打开宅门，在把行李拖进客厅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处变化：空气像是被人重组过，微调过。这气息潮湿，抑或温暖，抑或二者兼有，掺着那么点陌生的香味。更明显的是，镶木地板上有水，一溜野蛮的湿脚印，或者说是一串脚丫子大小的水坑，从楼梯底部一路延伸到起居室。有人——肯定是塔平，这家伙动不动就往浴室跑——冲完澡就粗枝大叶地走出来，全然把这里当成自家地盘。
别尔德没考虑会有什么后果，他只想把这个擅自闯进门的家伙扔出去，于是沿着水迹大步进屋。事情再清楚不过了，那人就在沙发上，头发还在滴水，他身上穿着件睡袍，就是别尔德那件印着佩斯利螺旋花纹的黑丝绸睡袍，帕特丽丝送的情人节礼物，那人猛地坐直，大吃一惊，腿上还摊着报纸。可他不是塔平——要调整这个概念可不容易，别尔德花了好几秒钟才回过神来。坐在沙发上的人是奥尔德斯，汤姆·奥尔德斯，那个博士后，斯沃夫汉姆的天鹅，两个男人面面相觑，汤姆的马尾辫梢上流下一滴水，正落到一只靠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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