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她开口道：“输血这事怎么样了？”
欢快的气氛顿时消失了。那位来自加勒比的护士说道：“我每天为他祈祷。我对亚当说，‘上帝不需要你这样做，亲爱的。’他还是很爱你的。上帝要你活下去。”
她的朋友伤心地说道：“他已经下了决心。你不得不佩服他。他有他自己的人生准则，是吧？”
“亏你说的！他什么都不懂，是一条小糊涂虫。”
菲奥娜说道：“当你们告诉他上帝要他活下去的时候，他怎么说？”
“什么也没说，只是摆出一副‘我干吗要听她？’的样子。”
就在这时，玛丽娜打开了门，举了举手，又走回房内。
菲奥娜说：“好的，谢谢你们。”
此时蜂鸣器响了，菲律宾籍护士匆匆向另一扇门走去。
“您进去吧，夫人，”她的朋友说。“请帮助他回心转意。他是个可爱的男孩。”
如果菲奥娜对那天她踏入亚当·亨利的病房的记忆感觉混乱的话，那是因为里面存在着令人晕头转向的反差。视线以内聚集着太多东西。室内昏暗，只有一注亮光照射在床周围。玛丽娜坐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手中拿着一本杂志，但在这幽暗中她可能无法阅读上面的文字。病床四周摆放着生命维持器、监护设备，还有置物台与输液器，发光的屏幕似乎散发出一种警惕的气息，几近沉寂。然而，这里并不沉寂，男孩在她走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对她说话了。这个时刻在她出现前就已展开或者说已经发生了，而她仍处在茫然惶惑之中。他直直地坐在床上，背靠在金属靠背支撑的枕头上，他的人仿佛被戏剧舞台上的聚光灯照亮。他的被单上铺满了书本、小册子、小提琴弓、手提电脑、耳机、橘子皮、糖纸、一盒纸巾、一只袜子、一本笔记本和许多页写满字的纸，这些东西甚至一直蔓延到了暗处。寻常少年的肮脏凌乱，对于常需要家访的她来说，倒已是司空见惯。
男孩的脸瘦长、惨白，却十分俊美，眼睛下方的月牙形淤青正在慢慢消退，饱满的双唇在强光下有点发紫。一双大眼睛看上去像紫罗兰。他的颧骨上有一颗痣，像是一颗刻意描画上去的美人痣。他的身架瘦弱，双臂从病号服里伸出来，如同两根竿子。他说话时，呼吸有点急促，但言语恳切，在最初的几秒钟里，他说的话，菲奥娜一句也没听明白。此时，门哧的一声在她身后关上，她才意识到他正在跟她说一切都是那么古怪，他早就知晓她会来探望他，他觉得自己有预感未来的本事。他们曾经在学校的宗教研修课上读过一首诗，诗里写未来、现在和过去是同一的，《圣经》里也这么写。他的化学老师说，相对论证明了时间只是一种幻觉。假如上帝、诗歌和科学说的都一样，那它必定就是真的，难道她不这么认为？
说完，他将身子靠在枕头上直喘气。菲奥娜刚才一直站在他的床脚边。此刻她走近病床的一侧——那里有一张塑料椅子，她告诉他她的名字，并且向他伸出手去。他的手又冷又湿。她坐了下来，等他接着说。但他把头向后倾，看着天花板，还未缓过劲来，她意识到他在期待她的回答。她开始察觉到在她背后有一台仪器正嘶嘶作响，在听力范围或者至少在她的听力范围内，还听见了一记轻弱短促的嘟嘟声。那台为了确保病人舒适而调低的心脏监控仪显示此刻的他分外激动。
她探身向前，对他说她觉得他讲得很对。从她的庭审经验来看，如果从未交谈过的证人就某一件事说了一样的话，那么他们说的话大半就是真的了。
随后她又补充道：“不过并不总是如此，也有可能是群体妄想。互不相识的人有可能抱有同样的谬论。这种情形毫无疑问曾在法庭上出现过。”
“比如？”
他依旧气喘吁吁，甚至说出这两个字都很费劲。当她在脑中搜寻例子的时候，他的目光依旧凝视着上方，并没有看她。
“几年前，在我们国家，有些父母因所谓的残暴虐童，即在邪恶的秘密宗教仪式上用恐怖的方式虐待孩子而被起诉，这些孩子因此被当局带走。大家纷纷站在孩子一边反对这些父母。警察、社工、检察官、报纸，甚至法官，群起而攻之。可是结果呢，什么事都没有。没有秘密仪式，也没有暴虐。什么都没有发生。纯粹是幻想。所有这些专家和重要人物都患了幻想症，都在想入非非。最后，大家都清醒过来，深感羞愧，或者说理应羞愧。后来，慢慢地，这些孩子们被送回了家。”
菲奥娜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像进入了梦境。她感到一种令人愉悦的平静，尽管她猜测正极力关注他们谈话的玛丽娜会对她的这番话感到困惑。这法官在干什么？见面才几分钟就和男孩谈论虐童？难道她想暗示宗教信仰，他的宗教信仰，是一种群体妄想？玛丽娜还以为在短暂的寒暄后她会来一段意味深长的开场白，比如说“我想你肯定知道为什么我要来这里”之类的话语。而现实是菲奥娜只是随性地谈着，好像与一位同事在聊一桩早被忘却的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丑闻。玛丽娜的想法并不会真正困扰她。她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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