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饭前后，菲奥娜独自坐在休息室里，膝上有一本练习册，她在上面规划着自己的未来——钢琴家、兽医、记者、歌手。她给未来可能的人生画了流程图。一条条支线分叉出大学、英勇敦实的丈夫、容貌姣好的丈夫、牧羊场、显赫的生活。那时候，她还没想到过法律。
出院那天，她穿着校服、背着书包在病房里来回转悠，在母亲的注视下，哭着与病友道别，还承诺要保持联系。幸运的是，接下来的几十年她身健体康，偶尔几次到医院都只是去探望别人。但那次住院给她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无论她看到家人朋友经历怎样的痛苦和恐惧，她都不可思议地将医院与仁慈挂钩，视它为特殊之地，在那儿可以躲避灾难。所以，此刻，当二十六层楼高的旺兹沃思艾迪丝·卡维尔总医院在公地远处被雾气笼罩的橡树上方浮现时，她不合时宜地体会到一种欢欣与期待。
出租车驶近一块蓝色霓虹标牌，上面显示尚余一百五十个车位，菲奥娜和社工的目光越过突突作响的刮雨器，看向前方绿草茵茵的坡地上——就像石器时代的山堡——矗立着一座由日本人设计的圆形玻璃塔，外面镀着亮绿色。这座建筑物造价不菲，是在无忧无虑的新工党时代用借来的资金建造的。抬头看，最高几层楼隐没在夏日的云团中。
她们走向入口时，一只猫从一辆停着的车底下冲到她们面前，于是玛丽娜·格林再次打开话匣，详细描述起她的猫来，一只勇猛的英国短毛猫，打败了邻近一带所有的狗。菲奥娜开始对这个神情肃穆的年轻女人有了好感，玛丽娜的淡黄色头发有些稀疏，她与三个不足五岁的孩子和警察丈夫住在一幢廉租房里。她的猫无关紧要。菲奥娜绝不允许两人之间产生任何的嫌隙，而是敏锐地意识到她们即将面对的共同关切的问题。
菲奥娜感觉自在了些，说道：“一只坚守阵地的猫嘛。我希望你已经给小亚当讲过这故事了。”
玛丽娜立刻回答道：“其实，我是讲了，”说罢又陷入了沉默。
她们步入建筑物的中庭，四面是直通顶层的玻璃。几棵本地树木正从大厅，从布置宜人的桌椅间——那是几家互相竞争的售卖咖啡与三明治的摊贩的桌椅——虽已开枝散叶，却干枯瘦弱。它们竞相往高处伸展，其他植物也从混凝土平台周围长了出来，它们的枝桠如悬臂般贴合在弧形的墙面上。长得最高的植物是灌木丛，在三百英尺高的玻璃屋顶上映出了它们的轮廓。两个女人横穿灰色镶木地板，经过信息中心和病患儿童艺术展览。一道笔直的长自动扶梯将她们带到夹层楼，这里有书店、花店、报刊亭、礼品店和一个商业中心，都分布在喷泉四周。轻快而单一的新时代音乐与潺潺的流水声融为一体。显然，此建筑是以现代机场的式样设计建造的。不过目的地已变更。
在这层楼几乎看不见病症的迹象，也没有医疗设备。病人们散布在探望者和医务人员之间。处处皆可见他们穿着睡衣、神情安逸的模样。菲奥娜和玛丽娜跟随指示牌往前走，这些牌子上的字体与高速公路上指示牌的字体相仿，上面写着儿科肿瘤学、核疗学、静脉切开术等。她们拐入一条宽敞、被擦洗得干净锃亮的走廊，然后默不作声地乘坐电梯到达九楼，那里有一条一模一样的过道，她们接连左转了三次，来到了重症病房。路上，她们看见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壁画，画中的大猩猩们正在森林里穿荡腾跃。现在，各种气息终于扑面而来：医院里浑浊不堪的空气，早被撤走的熟食的味道，消毒水的气味，还有某种微弱的甜味。这种甜味既非来自水果，也不是来自鲜花。
护士站以保护者的姿态面对一溜呈半圆形排列的病房，病房房门紧闭，每扇门上都有个探视窗。此时的寂静仅仅被一记电梯的嗡鸣声打破，病区内没有自然光透进来，让人感觉似乎已是后半夜。两位年轻护士——菲奥娜后来得知，她们一位是菲律宾人，另一位是加勒比人——坐在办公桌前，高声招呼玛丽娜，并击掌欢迎她的到来。突然之间，社工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尽管她是白皮肤，但却像一个生气勃勃的黑人妇女。她转身向两名年轻护士介绍这位“真正位高权重”的法官。菲奥娜伸出了手，却没法放下矜持与两位护士击掌，而她们似乎也能理解，只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她们在桌旁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决定让菲奥娜待在外面，先由社工进去向亚当解释相关情况。
玛丽娜穿过一道门走到病房深处的右侧，这时，菲奥娜开始向护士们询问这位年轻患者的病情。
“他正在学小提琴，”年轻的菲律宾女护士说。“快把我们逼疯了！”
她的朋友夸张地拍了下大腿。“他在里面宰杀火鸡呢。”
两个护士看着对方，开始大笑起来，尽管出于对患者的考虑，她们将笑声压得很轻。这显然是个隐晦的老笑话。菲奥娜在一旁等待着。此刻，她感觉很自在，但她知道这种感觉不会持续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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