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住在圣奥古斯丁街，房间朝北，正对着街上一棵七叶树的枝杈。那年春天树长出叶子，白天房间便暗了些。我那张占掉房间一半大小的床，顶着胡桃木镶面的床头板，堆上沼泽般柔软的褥垫，显得摇摇欲坠。烛芯纱床罩发霉泛黄。我几次拿到自助洗衣店，却怎么也除不掉那股子又冷又湿的贴身气味，没准来自一条狗，要不就是某个郁郁寡欢的人。除此之外屋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座五斗橱，橱顶上斜斜地搁着一面镜子。整座橱就立在一个小壁炉前面，后者在暖和的日子里散发出一种酸酸的煤油气味。当七叶花怒放枝头时，每逢多云天气，屋里的天光就不够读书了，于是我花了三十便士，从卡姆登街上买来一盏“装饰派”风格的台灯。一天之后，我跑回那家店，花了一英镑二十便士买下一张小巧而方正的扶手椅，这样我就可以坐在椅子上读书，不用整个人都塌在床上。店主背起椅子帮我扛回家，走了半英里路，上两层楼，我们原来谈好运费是一品脱啤酒的价钱——十三便士。不过后来我给了他十五。
那条街上的大多数房子都经过地产商重新拆分，而且没有经过现代化改造，尽管我不记得那时有人用过这个词儿，或者用这些术语来考虑问题。取暖用电炉，走廊和厨房地板上盖着古旧的棕色亚麻地毡，别处则铺着印花地毯，脚踩上去黏乎乎的。也许早在二三十年代，这里曾稍事整修——电线给埋进了灰扑扑的管子，管子给钉在墙上，电话机固定在吹着穿堂风的门厅里，浸入式电热水器藉由一只“饥饿”的水表接入，将接近沸点的水输送到一个狭小而寒冷的浴室里，由四个女人共用。这些房子尚未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暗影，难免因袭旧式，可我从来没听到有谁抱怨过这一点。在我的记忆里，即便到了七十年代，那些恰好住在此类老城区的普通人也只是刚刚开始省悟：如果这里的物价持续升高，那也许搬到市中心以外，日子能过得更舒服一些。卡姆登镇后街上的那些房子正在等待着一个崭新的、生机勃勃的阶层搬来入住、工作，在这里安装集中供暖设备，同时，出于没人能说清的理由，他们掀掉松木的壁脚板和地板，去掉每一扇留着油漆残迹或者帷幔饰物的门。
所幸，我的室友——宝琳，布丽奇特，特莉西亚——是三个来自特伦河畔的斯托克城的工人阶级姑娘，她们自幼相识，通过了学校里的所有考试，在她们接受的大抵可算完整的法律培训中始终形影不离。她们都很乏味，都踌躇满志，也都酷爱整洁到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步。整幢房子运转自如，厨房里总是很干净，小小的冰箱里塞得满满的。即便她们真有男朋友，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没有酗酒，没有嗑药，没有吵吵闹闹的音乐。在那个年月，一幢房子里若是住着像我妹妹那样的人，还显得更合理一些。特莉西亚在考律师牌照，宝琳专攻公司法，而布丽奇特在钻研财产权。她们用形式各异但同样目空一切的口气告诉我，她们再也不会回去了。说起斯托克时，她们并没把它看做是纯粹的地理概念。不过我也没问得太细。我当时正在努力适应自己的新工作，对她们的阶级斗争或者往上爬的可能性没什么兴趣。在她们看来，我是个呆头呆脑的公务员，而我觉得她们是呆头呆脑的实习律师。绝配。我们的时间表不一样，极少在一起吃饭。没有人乐意在唯一舒适的公共空间——起居室里多待。连电视机多半也不开。晚上她们在房间里用功。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要不就跟雪莉出门。
我的阅读习惯还是老一套，每周读完三四本。那一年平装本还算是比较时髦的事物，我平时去慈善机构和高街上的二手书店买，有时觉得自己手头还不算太紧，就到卡姆登水闸附近的“清单”书店买。我读书照旧狼吞虎咽，这里头也多少夹杂着一丝厌倦，我尽量忍却忍不住。但凡有谁看到我那副样子，都会以为我在查工具书，我实在是翻得太快了。我猜，无意中，我是在寻找某种东西，寻找属于我自己的文本，寻找一个能让我套进去的女主角，就像穿上一双最合意的旧鞋子。或者一件野蚕丝衬衫。因为这是我想成为的那个“最好”的我，不是这个每天晚上弓着腰坐在从旧货店淘来的椅子上、捧着一本书脊开裂的平装本的小姑娘，而是一个生活放荡的年轻女子，拉开一辆跑车副驾驶座的车门，俯下身领受情人的热吻，然后一路疾驶，直奔乡间幽静之处。我不会向自己承认，我其实应该去读一本层次更低的小说，好比那种针对大众市场的言情小说。我终究还是从剑桥，从托尼那里学会了某种程度的品味，或曰势利。我再也不会将杰奎琳·苏珊的地位抬得比简·奥斯丁更高了。有时候，我的“他我”在字里行间闪着转瞬即逝的微光，她像一个友善的幽灵，从多丽丝·莱辛、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或者爱丽丝·默多克的书页中浮起，向我漂过来。然后她便走了——她们写的人都太有教养太聪明了，或者就是不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法让我代入。我估计，我手里非得有一部这样的小说才会满意：描写一位居住在卡姆登单间公寓的姑娘，她是军情五处的低级职员，身边一个男人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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