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渴望读到某种稚拙的现实主义。我寻寻觅觅，每当书里提到一条我认得的伦敦街道，或者我见过的一款女装，某个真实的公众人物，甚至某个牌子的汽车，我就会伸长我那读书人的脖子。而且，我觉得我有一个标准，我能根据小说描写的准确性、在多大程度上与我自己对事物的印象保持一致以及它是否在此基础上有所升华，来评估其写作品质。幸而当时大多数英国人的作品都是那种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纪实作品。有一类作家（他们散布于南美和北美）打动不了我：他们潜入自己的书页，自己充当某个角色，他们打定主意要提醒可怜的读者，所有的人物，乃至他们自己，都是彻头彻尾的杜撰，小说和人生有所不同。要不就反其道而行之，坚定地宣称人生就是一部小说。在我看来，只有作家才有将两者混为一谈的危险。我生来就是个经验主义者。我相信人们付钱给作家，就是要他们“做假”的，碰上合适的时候，他们应该利用真实的世界，即我们所有人共享的这个世界，从而将自己的作品构建得煞有介事、栩栩如生。所以说，不要耍着花腔争辩什么他们的艺术极限，不要背叛读者，装模作样地穿过想象的疆界，再穿回来。在我喜欢的书里，没有这类“双重间谍”的位置。那一年，我尝试了剑桥那些老于世故的朋友逼我读的书，随即扔在一边——博尔赫斯、巴斯、品钦、科塔萨尔以及加迪斯。没一个是英国人，也没有任何种族的女人。我颇有点像父母那辈人，他们非但不喜欢大蒜的味道和气息，而且不信任所有吃大蒜的人。
在我们热恋的那个夏天，托尼·坎宁曾经责备过我，因为我将一本书翻开，面朝下扔在一边。这样会弄坏书脊的，会让书在某一页开裂，对于作者的意图展示，对于另一位读者的判断，都会构成一种紊乱的、教人分心的干扰。于是他送给我一枚书签。这几乎算不上是一份礼物。他肯定是从抽屉底层翻出来的。这是一枚狭长的绿色皮制锯齿边书签，表面凸起的金字刻的是某座威尔士城堡或者城防土墙的名字。这是他和他太太当年相处愉快时——或者说愉快得足以一起远足时，在度假胜地的纪念品商店买的刻奇味儿十足的东西。我对它略感厌恶，这枚皮书签阴险地诉说着别处的另一段人生，那里没有我。我想我当时并没用过它。我记住了那个页码，不再弄坏书脊。失恋数月后，我发现那枚书签卷成一团躺在一只筒状包底部，跟一张巧克力包装纸粘在一起。
我说过，他死后并没给我留下什么爱情信物。可我有这枚书签。我将它洗净、抚平，开始珍藏它，使用它。据说作家都有点迷信，有自己的一套小仪式。读者也有。我的仪式就是将书签夹在指间，一边读一边用大拇指抚摩它。夜渐深，到我需要放下书本时，我的仪式是用嘴唇碰碰书签，将它夹在书页间，然后合上书，搁在我椅子边的地板上，这样下一回我便能轻易够到。托尼会赞成的。
在我和马克斯初吻之后，又过了一个多星期，便是五月初的那个傍晚，我们俩在伯克利广场上聊天，聊得比平时更久。那天他谈兴颇浓，跟我讲起一只十八世纪的钟，说关于这只钟他总有一天会写点什么。等我回到圣奥古斯丁大街时，整栋房子一片漆黑。我记得那天是某个无足轻重的法定假期的第二天。宝琳、布丽奇特和特莉西亚尽管老大不情愿，还是回到斯托克过了一个长周末。我把客厅里以及通往厨房的过道上的灯全部打开。我闩住大门，上楼去我的房间。我突然想念起那三个聪明懂事的北方姑娘，想念从她们房门下漏出的灯光，我有点不安起来。不过我也算聪明懂事。我并不怕超自然的东西，但凡有人恭恭敬敬地说起直觉和第六感之类的玩意，我向来是要嘲笑两句的。我安慰自己，我骤然加快的脉息不过是因为上楼太费劲。然而，独自待在一栋又大又老的房子里，我多少有那么一点焦虑，以至于当我走到自家门口准备打开顶灯时，禁不住在门槛前踌躇片刻。一个月前卡姆登广场的人行道上发生过一场持刀凶案，一个三十岁的精神病人毫无动机地乱杀一气。我相信并没有人闯进这栋房子，可是，像这样一条报道恐怖事件的新闻会潜伏在你心底深处，用几乎难以觉察的方式影响你。它会让你的感官愈发敏锐。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听着，在静默中嘶嘶作声的耳鸣音之外，我听到嘈杂的市声，更近些，我听到大楼的外壳在夜空中变凉、收缩，发出嘎吱嘎吱、咔哒咔哒的声音。
我伸出手，按下贝克莱电木开关，一眼瞥见房间里纹丝未动。或者说我以为纹丝未动。我走进去，放下包。昨晚我在读的那本书——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的《吃人是错的》——还搁在原来的位置，椅子旁边的地板上。可是书签躺在我的扶手椅上。自从我上午离开之后就没人进过这栋房子。
自然，我首先猜测是我昨晚没有执行那道仪式。人一累就很容易忘。我当时可能站在那里，准备穿过房间拿水盆洗漱的时候，书签掉落下来。然而，我的记忆格外清晰。那本小说很短，我只要坐着分两次就能读完。可我眼皮沉重。不到一半时我亲亲皮书签，然后把它夹在九十八页和九十九页之间。我甚至记得最后读到的那一段，因为在我合上书以前又瞥了一眼。那是一行对话。“知识界不可能始终秉承开放自由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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