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乔斯林继续讲着他的故事，享受着他身为长辈、名人和送礼者这三重身份所带来的特权。米歇尔继续加紧从事他的研究。他集合了一支科研小组，开始分析他所谓的“核酸”的化学成分。于是他发现了它们，发现了那组成ACGT字母表并由此书写了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四种物质——腺嘌呤与胞嘧啶，鸟嘌呤与胸腺嘧啶。这个发现没有产生任何意义。这一点很让人奇怪，尤其在后来的年月里更让人费解。那时候，孟德尔在遗传法则方面的研究成果被广泛接受，人们在细胞核中发现了染色体，并猜测遗传信息就存储在那里面。当时人们已经知道DNA就存在于染色体中，它的化学成分也已经由米歇尔作出描述。在1892年写给他叔叔的一封信中，米歇尔推测DNA可能就是构建生命的密码，就像字母表是针对语言和概念的编码一样。
“事实活生生地摆在他们眼前，”乔斯林说，“但他们就是看不见，他们就是不愿看。问题自然是出在那些化学家身上……”
在喧嚣中讲话并不容易。他打住话头喝了口水，我们等待着。这个故事是为克拉莉莎讲的，是为了给她的礼物添光生色。乔斯林让嗓子休息的时候，我身后有了动静，我不得不向前收了一下椅子，让那个女孩通过。她朝盥洗室的方向去了。等我再次注意到她时，她已经回到了座位上。
“是那些化学家们，明白了吧。他们很有势力，相当自负。19世纪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他们大权在握，却都是一群粗率的人。就拿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福波斯·莱文来说吧，他百分之百地确信DNA是一种无用且不重要的分子，是那四个字母ACGT的无序随机组合。他对它不屑一顾，然而，由于奇特的人性使然，这又成了他的一股信念，根深蒂固的信念。他知道，就是知道，那种分子一点儿也不重要。后辈的年轻科学家们没有一个能摆脱他的影响。还得等上好多年呢，直到格里菲斯在二十年代开展对细菌的研究，然后奥斯瓦尔德·艾弗里在华盛顿继续他的实验——当然莱文那时已经去世。奥斯瓦尔德的研究持续了很长时间，直至四十年代。接着，亚历山大·托德在伦敦着手研究糖磷酸键，然后在52年和53年是莫里斯·威尔金斯和罗莎琳·富兰克林，然后就是克里克和沃森。你知道当他们把构建好的DNA模型拿给可怜的罗莎琳看时，她说了些什么吗？她说它简直太美了，不可能不是真的……”
这一连串加速说出的名字和他的那套陈词滥调——科学中的美感——让乔斯林放慢了语速，陷入了无言的回忆。他摸弄着餐巾。他已经八十二岁了。刚才提到的这些人他都认识，他曾经是他们的学生或同事。而在衔接分子的研究出现了第一次重大突破的时候，吉莉安就曾经和克里克一起共事过。和富兰克林一样，吉莉安也死于白血病。
我的反应慢了一两秒，不过乔斯林已经给了我一个绝佳的时机。我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脑中不禁想起巧克力盒上的台词：“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克拉莉莎微笑起来。她肯定老早就猜到了自己的礼物与济慈有关，但是她肯定想不出此刻在她手上的普通棕色包装纸里包的是什么。还没等完全拆开包装，她就认出了它，尖叫起来。邻桌的女孩从座位里转过头来张望，直到她的父亲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胳膊。大裁八开本，褐色硬面精装，插着书标，书况不佳，已发黄变色，有少许水渍——这是济慈第一部诗集的首版，1817年的《诗集》。
“这礼物太棒了！”克拉莉莎说道。她站起身，用双臂搂住我的脖颈。“肯定花了你好几千……”然后她把嘴唇贴到我的耳边，就像从前一样。“你花了这么多钱，真是个坏孩子。我要让你整个下午都干我。”
她不可能是说真的，不过我还是顺水推舟：“哦，好啊。如果这样能让你觉得好些的话。”她这样说，当然是因为香槟酒的作用和出于单纯的感激，但我还是很高兴。
大约一天过后，我会禁不起诱惑，去编造或详细描述关于我们邻桌的细节，去强迫记忆传递从未捕捉到的东西，不过我的确看见那个男人——科林·塔普——在说话时将手放在他父亲的胳膊上，安慰他，让他放心。我也很难分辨哪些是我后来发现的，哪些是我当时感觉到的。塔普实际上比我年长两岁，他女儿十四岁，父亲七十三岁。我没有刻意去推断他们的年龄——到这时我已经不再走神，我们自己这一桌的人都在全神贯注地聊天，聊得很开心——但我肯定已经对我们邻桌之间的关系做了很多假设，通过我的眼角余光观察他们，用语言学家称之为“心理语言”的即时思维这一学语前的语言，在几乎是下意识的状态里无言地做着推测。那位女孩我确实留意过，虽然只是仓促地瞥了几眼。
她挺直腰杆，显出一副某些十来岁的少年才会采用的姿势，摆出宠辱不惊、世故成熟的样子，却令人释然地泄露出相反的一面。她肤色颇深，一头黑发剪得很短，脖颈底部的皮肤颜色略浅——这说明她的头发新近才剪。或者，这些细节是我稍后在混乱当中，甚或是在混乱发生之后观察到的？还有一件让我困惑的事，也是事后的认识给记忆带来的：我发觉，在回忆这些场景的时候，我会把一个独自坐着用餐、将脸朝向别处的男子的身影插入其中。那时我没有看到他，直到最后一刻才认出来，但我已经无法将他从后来的记忆重建中排除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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