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他想拯救我。”
“拯救你？”
“是的，转化我。他鬼迷心窍，绝不肯放过我。”
那个声音突然插进来，他终于不耐烦了。“抱歉，先生，这不是一起警务事件。除非他对你造成伤害，或对你的财产造成损失，或者对这两者构成了威胁，否则他的行为就不算犯法。试图转化你的信仰并没有违法啊。”然后，他带着些许责备的口气终结了我们的紧急通话。“在这个国家，我们享有信仰自由。”
我回到起居室窗前，俯瞰帕里。他不再对我的留言机说话，而是站在那儿，两手插在兜里，面向公寓，像个史塔西特工那样不动声色。
我泡了一杯咖啡，做了些三明治，回到自己那面对另外一条街的书房里坐下，继续阅读（确切地说是慢慢浏览）我做的笔记。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帕里的骚扰加剧了我以前心中产生的不满——我所有的观点都来自于别人。它时常回到我的心头，往往是在我对其他某些事感到不悦的情况下。我只是在简单地核对和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然后再把它们传播给广大普通读者。人们夸我有天赋，能将复杂的事物解释清楚。在科学领域的许多重大突破背后，人们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反复和由于幸运而随机获得的成功，我则可以利用它们编写出像模像样的故事。
这是真的，总得有人在研究人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牵线搭桥，为人们做出更高层次的解释，而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一般都过于繁忙，或者过于小心谨慎，因而没有做这些事情。另外我要承认的是，时尚科学界就像一座茂密的丛林，其中最高的那些树木——恐龙，黑洞，量子魔术，宇宙混沌学说，超弦理论，神经系统科学，以及对达尔文学说的重新回顾——每一棵都是摇钱树，让我着实挣了一大笔钱，并且就像蜘蛛猴那样在上面荡秋千。我的每本书都被装订成带有精美插图的硬皮精装本，里面还附有电视纪录片和电台广播讨论的内容，以及在这颗星球上最舒适的地方举行的会议的图片和介绍。
在我情绪不好的时候，那种“我是条寄生虫”的想法就会回来。倘若我以前没拿过物理学学位和量子电动力学博士学位的话，也许我还不会这样觉得。我本应该已经带着自己的原子增量理论，站在人类知识的高山上。然而，在七年备受约束的严格学习之后，我的内心躁动不已，难以平静。我离开了大学校园，不计后果地天马行空，四处游历，耽误了太多时间。等我终于回到了伦敦，我又和一位朋友做起了生意，打算在市场上推广一组精致的相控电路设备——这个小玩意是我在读研究生时利用空余时间研究出来的，可以用来增强某些微处理器的性能。当时我们以为，世界上每台电脑都会需要一个。
有家德国公司请我们飞往汉诺威，头等舱的机票由他们出。有那么一两年，我们以为自己会变成亿万富翁。然而，在申请专利时，我们失败了。来自爱丁堡郊外一座科技园区的某个研究团队已经抢先一步拿下了专利，而且他们的电子器件比我们的要好。后来，电脑行业朝另一方向突飞猛进，我们的公司甚至从来就没有售出过产品，而爱丁堡的那支研究团队也宣告破产。当我想重新拾起量子电动力学的研究工作时，我的履历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当，我的数学知识正在日益陈旧，况且我已临近而立，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游戏中，我的年纪显得太大了。
最后一场面试结束后，我以前的老教授送我出门，从他表现出的格外亲切的态度中，我已经领悟到：自己的学术生涯就此结束了。我冒雨走在展览路上，思索着该怎么办。当我经过自然历史博物馆时，豪雨倾盆而下，我便和其他几十个人一起跑进博物馆里躲雨。我在一座梁龙的等身模型旁坐下，等着身上晾干，这时，周围旁观的群众让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大队人群经常让我隐约有种遁世心理，而这次，我从人们身上看到的好奇和惊叹仿佛让他们变得高贵起来。所有进场的观众，不论年纪大小，都被吸引到这里，在这头宏伟的巨兽脚下站立，连声惊叹。我偷听到一些人的谈话，除了他们流露出的热情以外，令我感兴趣的是，在普遍程度上，人们对科学都很无知。我听见一个十岁的小男孩问三个和他在一起的成年人，像这样的生物会不会追赶并吃掉人类。他很快得到了回答，而从中我可以听出来，那些成年人对生物进化历史的认知和事实相去甚远。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开始思考一些和恐龙有关，却彼此全然不相干的事情。我想起了达尔文在《小猎犬号游记》中的描述，说他在南美洲发现了大量的骨骼化石，而确定这些化石的年龄对支撑他的理论是何等关键。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提出的观点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地球的年龄远比教会坚称的四千年古老。在我们这个时代，冷血与热血动物之争已尘埃落定，结果后者胜出。新的地质学证据显示，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大灾变，扰乱了地球生命的发展历程。位于墨西哥的那处巨坑，很可能就是由流星撞击地球形成，而正是那颗流星终结了恐龙帝国，让那些在庞然大物脚下四处奔逃、像老鼠似的生物有机会扩大生存范围，从而为哺乳动物——乃至最后的灵长目动物——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条件。还有一种观点也充满了吸引力。这种观点认为，恐龙根本没有灭绝，而是服从了自然环境的需要，进化为我们在后花园里喂养的无害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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