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令麦克尤恩发疯的是，家中几乎没有书本。如果他在家中读书读到一半、出去后再回来，总是先要询问母亲，“我的书在哪儿？”——海军家庭的特殊习惯，擦得光可鉴人的桌子上如果放了书本，似乎有碍观瞻。麦克尤恩说，他小时候一直喜欢那种完全没有成人踪影的儿童书，他还说，“我一直梦想着某一天我的父母没有任何痛苦地融化掉，不是说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我不是希望他们死，我只是希望打扫干净场地，你知道，那样我才可以单独面对这个世界。”
自由的机会终于到来，在他11岁的时候，父母将他从北非驻地送回英国，进了萨福克一间名叫伍尔弗斯顿·霍尔（Woolverstone Hall School）的寄宿学校。该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工人子弟，都超过11岁，都来自破碎的家庭，粗鲁而残暴。害羞而敏感的麦克尤恩经过了一个心理震荡期，追忆这段时光时有意无意地使用过一个词“性地狱”（sexual hell）。研究者指出，这种“震惊”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有着冗长的余波。
送走麦克尤恩之后，父母从1961年到1981年一直生活在德国，每天晚上看电视，尽管一个德文单词都不懂。“我的母亲一天到晚都在忙着给家族里甚至关系最远的人购买、包装、邮寄生日和圣诞礼物，为从来不会见到的婴儿编织东西。”可怜的母亲为了丈夫的意愿送走了4个孩子，家庭四分五裂，只好借此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
伯妮·伯恩斯（Bernie C.Byrnes）是麦克尤恩研究专家，出版过三部专著《伊恩·麦克尤恩作品中的性与性欲》（Sex and Sexuality in Ian McEwan's Work， 1995）、《伊恩·麦克尤恩作品：心理分析》（The Work of Ian Mc-Ewan：A Psychodynamic Approach， 2002）、《麦克尤恩的唯一童年：一个元情节的发展》（McEwan's Only Childhood：Development of a Metaplot， 2008）。她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麦克尤恩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俄狄浦斯情结、对男性气质的认同困难、被排斥的感觉、不能解决的悲哀、向童年的倒退、性倒错和性暴力等问题，认定作家本人通过创作来释放内心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说，麦克尤恩早期作品中那个反乌托邦的世界，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的回声；而他后期作品中对家庭价值的回归和认同，也是多年累积的内心深层渴望的投射。
“以文惊世”
英国历来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度，语言和文学是划分等级制度的工具之一。出身寒微的母亲像对待炸弹一样小心翼翼地对待语言，这种态度给了麦克尤恩很大影响，他养成了锤炼字句的好习惯。不幸的是，由于幼年辗转于海外的7所学校，他的语法相当糟糕，因此不得不请好友严加纠正。在孤寂的中学时代，他读了不少阿加莎·克里斯蒂、格雷厄姆·格林、艾丽丝·默多克的作品，却对“更高级”的古典名作兴趣不大，比如说，他没有读过《麦克白》。中学毕业之际，他曾寄希望于获得剑桥大学的奖学金，但在面试中因考官问及《麦克白》而张口结舌、羞愤莫名。在伦敦闲了一年的时光，有时充当临时的垃圾搬运工，1967年，麦克尤恩终于进入苏塞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ussex），主修英语和法语。这所新兴大学是英国六七十年代面向平民子弟的“平板玻璃大学”（plate-glass universities）的代表。此时的麦克尤恩成绩中下，少言寡语，瘦而矮，穿有增高垫的皮鞋，戴厚厚的眼镜。但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发展了两项爱好：读弗洛伊德，写小说。
1970年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后，恰逢东英吉利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课程改革，著名批评家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开设了首期“创造性写作课程”（creative writing course），学生无需提交毕业论文，只要交上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合格者即可戴上硕士帽。这简直是量身度造的绝佳机会，麦克尤恩即刻报名，并于1971年获得文学创作硕士学位。迄今为止，东英吉利大学创造性写作班最成功的毕业生，依然是麦克尤恩，紧随其后的是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u）。
恩师布雷德伯里一直以麦克尤恩为傲，后来在写《现代英国小说：1878—2001》（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2001）时还专论过弟子的作品。他敏锐地指出：“伊恩很吓人……不过，那不是故意要耸人听闻。他是从深处要倒出什么东西来。你可以从他的作品里看出一条成熟曲线。……他需要通过书写青春期的戏剧冲突来走向成熟。”Daoul， Phil. Post-Shock Traumatic：Profile of Ian McEwan. The Guardian （4 Aug.1997）， p.6.换言之，麦克尤恩的早期创作，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心理宣泄的需要。同时，这些用来缝制硕士学位帽的早期作品，也是“影响的焦虑”的产物。21岁，他写得不少，读得更多，卡夫卡、托马斯·曼、战后美国小说。麦克尤恩承认，自己当时写的每一篇小说几乎都是一个新的实验，有时只是为了满足“很琐碎的修辞上的野心”，比如写一篇故事全部用现在进行时，比如小说结尾一定要用“YES”这个词，比如对某一个作家或者某一种风格进行有意识的仿作。“我写各种短篇，就像试穿不同的衣服一样。短篇小说形式成了我的写作百衲衣，这对于一个起步阶段的作者来说很有用。你可以花五到六个星期模仿一下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如果结果并不是很糟糕，那么你就知道你接下来还可以扮扮纳博科夫。……我不记得每篇故事的渊源，但我肯定巡视了别人的领地，挟带回来一点什么，藉此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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