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是的，开始扯起长篇大论，但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我唯一一次与完全崩溃相关的经历是一个朋友的自杀。开始他只是想惩罚自己。他吃了一点研碎的玻璃，用葡萄汁冲下去。但疼痛发作后，他跑去了地铁站，买了最便宜的车票，掷身列车轮下。崭新的新维多利亚线。如果这样的情形扩大到全国规模是什么样子？我们手挽手一语未发地从餐厅走回来。周围的空气潮湿闷热，我们亲吻和拥抱，在人行道上，她的车子旁边。
“下个星期五照旧？”她钻进车子时，我挖苦地问，但话音却被砰的关门声切断。透过车窗，她挥动手指，微笑着告别。我好久没见过她了。
我暂住在圣莫尼卡的一个借来的大公寓里。公寓的楼下是一个出租店，专门出租派对用品，并且——有点古怪地——出租病房设备。店铺的一半被葡萄酒杯、调酒器、简易舒适椅、一张宴会桌和一套便携式舞会音响占据，另一半则陈列着轮椅、活动床、镊子、便盆、闪亮的钢管和彩色橡皮软管。我逗留期间发现全城有若干家这样的店。那家店的经理穿着讲究，无可挑剔，乍看上去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派头。我们初次见面时，他说他“只有二十九岁”。他体格健壮，蓄着浓密而下垂的小胡子，全美和全英有抱负的青年都蓄那样的胡子。我来的第一天，他走上楼来，自我介绍为乔治·马龙恩，并说了一番令人愉悦的好话。“英国人，”他说，“他们生产的病人用椅好得要命。是最最好的。”
“那一定是劳斯莱斯。”我说。马龙恩抓住我的手臂。
“你不是在跟我胡扯吧？劳斯莱斯是做……”
“不，不，”我紧张地说。“是开……开玩笑。”有一刻他的脸僵住了，嘴巴张开，黑洞洞。我以为他要揍我。但他大笑起来。
“劳斯莱斯！够棒！”第二次我见到他时，他指着店铺里放病房设备的那一边，从里面喊住我：“想买辆劳斯吗？”我们午饭时偶尔会一起喝上一点，在科罗拉多大道边的一个亮红灯的酒吧，乔治对酒吧男侍介绍说我是一个“怪话专家”。
“那是什么？”男侍问我。
“猪油浸樱桃。”我说，热切地希望能当得起自己的名声。但男侍皱了皱眉头，转向乔治，叹了口气，说：
“那是什么？”
住在一个自恋狂的城市里，真是叫人莫名欢欣，至少开始时是这样。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遵循乔治的指点，步行去海滩。时值正午，成千上万个赤条条的人形错落地躺在匀淡细腻的黄色平沙上，直至被吞没——从北到南——在一片暑气和污染所致的烟霭中。除去远处慵懒的巨浪，没有什么东西在动，四下里静得怕人。在我所站的海滩最边缘的附近，是各式并排的酒吧，空落而荒凉，寂静勾勒着它们粗砺的几何线条。没有人语声，甚至海浪声也遥不可闻，整个城市都躺在梦里。我开始向海水走去，旁边传来私语声，那感觉就好像听到有人在说梦话。我看见一个男人的手在动，在沙地上把手指用力撑得更开，以便晒到阳光。一个冰盒像块墓碑一样竖在一个平卧的女人的头边。我走过时朝里面偷望了一眼，看见几个空啤酒罐和一袋橘黄奶酪，浮在水中。走到他们中间后，我才发现每个孤单的晒日光浴者分得有多开。从一个到另一个似乎要走好几分钟。因为视角的关系，我误以为他们挤在一起。我注意到女人们很美，棕色的肢体像海星一样伸展；而肌肉虬结的健壮老男人竟然有那么多。这怀有一致意图的壮观景象令我欣慰，生平头一次我也急切地希望做一个棕色皮肤，棕色面庞的人，这样笑的时候牙齿才能像一道雪白的闪光。我脱下裤子和衬衫，铺开毛巾，仰卧下来，心想，我要自由了，要变得别人认不出来了。但几分钟后我就感觉燥热不安，很想睁开眼睛。我跳进海水中，游到只有几个人的地方，他们涉水而行，等着一个格外庞大的浪头将他们冲回岸边。
有一天从海滩回来，我发现门上别着一张纸条，是一个朋友特伦斯·赖特利留的。上面写着：“我在街对面狗狗餐厅等你。”几年前，我在英国遇见赖特利，其时他正在为一篇迄今尚未完成的关于乔治·奥威尔的论文做研究。直到来美国后，我才发现他是多么稀有的美国人：纤瘦、格外苍白，黑发细柔拳曲，一双母鹿眼仿佛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位公主，修长挺直的鼻，鼻孔狭窄。特伦斯有一种病态美。他很招男同性恋，在旧金山的坡尔克街那次，简直可以说是一场骚乱。他有点口吃，但很轻微，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甚至增添了可爱之处。他对友谊非常投入和在意，偶尔会陷入纠结难解的心境。我过了很久才认识到自己其实不喜欢特伦斯，但那时他已经进入了我的生活，我接受了这个事实。像所有强迫性的倾诉者一样，他对别人的想法缺乏好奇心，但他的故事都很精彩，并且从不讲第二遍。他时不时地迷恋上一些女人，但他那让人稀昏的笨舌和消耗性的热情把她们赶走了，而她们则为他的倾诉提供新鲜材料。有那么两三次，也有安静孤单有保护欲的女孩无望地爱上他和他的做派，但显然他没兴趣。特伦斯喜欢的是长腿、意志强悍，行事独立的女人，但她们会迅速厌倦特伦斯。他曾经告诉我说他每天手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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