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之城
玛丽在威尼斯海滩一家女性主义书店上班，并部分地拥有这家店。我到洛杉矶的第二天，午饭时间在那里遇到她。同一天的傍晚我们成了情人，之后不久，又成了朋友。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五我用链子把她拴在我的床脚上过了整个周末。那是，她向我解释说，一件她必须“走进去才能走出来”的事。我记得她（后来在一家拥挤的酒吧里）一定要我庄严发誓，别一听她要求便放了她。急于讨好新朋友的我买了一条细链和一把小挂锁，又用黄铜螺丝将一个钢环固定在木质床脚上，一切就绪。连着几个小时她都不断地要求自由，我有点糊涂了，便起床冲了个淋浴，穿上衣服，套上地毯拖，给她拿来一柄大煎锅接尿。她改用一种坚定而理智的语气。
“解开这个，”她说，“我已经受够了。”我承认她吓到我了。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匆匆走到阳台上去看落日。我一点也不兴奋。我寻思，如果解开链条她会鄙视我的软弱。若是不加理会她又会恨我，但这样我至少还信守了承诺。淡橘色的日头没入薄雾，我听见她在关着的卧室门里朝我大喊。我闭上眼睛，想着自己是无可指责的。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请一位长者给他做心理分析，那个弗洛伊德信徒在纽约开业，颇有名气。有一回我朋友长篇大论地谈起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疑虑，觉得它们缺乏科学上的可信度，它们在文化上有特异性，等等。等他讲完，那个分析师和气地笑笑，回答说：“看看你周围！”然后伸出手掌，向舒适的工作室、橡胶树和秋海棠、摆满书的墙壁示意，最后手腕向内一转，既是在表明自己的坦诚，又是在展示自己优渥的衣着，说道：“如果弗洛伊德是错的，你真的以为我能坐在现在坐的地方吗？”
怀着同样的态度我返回室内（此时日头已下山，房间里也安静下来），心想，这件事明摆着是我在遵守自己的承诺。
同时，我感到无聊。我从一个房间荡到另一个房间，开灯，斜倚在门道里瞪视着已然熟稔的物件。我支起乐谱架，拿出我的横笛。几年前我自学成才，但存在不少错误，这些错误被习惯强化，我也不想去改正。比如我没有像应该的那样用手指的最尖端去按笛孔，我的手指抬得离孔太远，所以不可能灵便地吹奏急调。还有，我的右腕放松不了，没法像应该的那样自如地向笛子弯曲。吹奏时我的头也并不笔直地往后仰，相反我伛着背去看乐谱。我的气息也不受腹肌控制，只是漫不经心地由嗓子尖吹出来。我的唇形也不对劲，太过倚重一种甜腻的颤音。我也缺乏控制技巧，只知道吹重一点吹轻一点。我从来不勉强自己却学G调以上的曲子。我的音乐水平很差，稍微难一点的旋律就会让我犯迷糊。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并没有野心要吹奏那常练的半打曲子之外的东西，每次我都犯同样的错误。
第一首曲子吹了几分钟后，我想到她正在卧室里听，“着迷的听众”一词出现在我脑海中。我边吹边寻思着，如何将这些词随意嵌入一句话里，构成一种浅显轻松的双关语，其中的幽默也许能让眼下的情境获得解释。我放下横笛，走向卧室的门。但我还没想好怎么措辞，手就不自觉地冒然把门推开了，我劈面立在玛丽面前。她坐在床边梳理头发，链子被毯子体面地遮了起来。在英国，一个如她般伶牙俐齿的女人会被认为是侵略型，但她的举止态度还算温和。她五短身形，面孔给人一种笼统的黑红相间的印象，暗红的唇，漆黑的眼，红里透黑的苹果颊，焦油般乌亮顺滑的发。她祖母是个印第安人。
“你想做什么？”她尖锐地问道，手却没有停止动作。
“啊，”我说，“着迷的听众！”
“什么？”我没有重复，她便说希望一个人呆着。我在床边坐下来，想，要是她求我解放她，我会马上照办。但她什么都没说，梳完头发，便躺下来，双手交叠于脑后。我坐在那里望着她，等待着。去问她是否希望被解开的念头看起来很可笑，而不经她许可便解开她的后果又很可怕。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关于意识或心理的问题。我回到笛子边，把乐谱架挪到公寓的那一端，把中间相隔的门关上。我希望她听不到我。
星期天晚上，在经过二十四小时以上不间断地沉默之后，我解放了玛丽。链子弹开时我说，“我到洛杉矶不到一星期，就感到自己完全变了个人。”
虽然部分属实，但我说这话的目的是为了取悦。玛丽一手搭在我肩上，一手揉着脚，说：“是的，它是城市尽头的城市。”
“它横贯六十英里！”我表示赞同。
“它纵深一千英里！”玛丽高呼着，伸出棕色的手臂圈住了我的脖子。她似乎已经得偿所愿。
但她并不打算解释什么。后来我们出去到一家墨西哥餐厅吃饭，我等着她开讲被链条拴起的这个周末。终于，我忍不住问起她，但她打断了我，抛出一个问题：“英国真的是一个完全崩溃的国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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