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太后是神宗奶奶辈，高太后是神宗亲妈，两个人的话极有分量。王安石呢，仍旧认为天文之变有灾的说法是上下附会。
神宗皇帝认定“天变不敢不惧”，并下诏命群臣直言朝政阙失。所以，当年的大扫帚星，是王安石最终失意离朝的最关键因素。
王安石后来几次表演“因病不能视事”，但用多了就不管用了。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年底，王安石自请罢相归田。
神宗皇帝最后顺势，下诏让王安石出判江宁府。
此次出京，于老王来讲也是永别，他再没机会回到汴京。
王安石离朝，实际上标志着他变法的失败。1085年，宋神宗崩，其子赵煦继位，年仅10岁，是为宋哲宗，真正掌权的是其祖母高太后。高太后马上召回司马光。
中国政治家自古以来都喜欢矫枉过正，有“司马牛”之称的司马光其实在偏执方面比王安石好不到哪里去。他一执政，便尽废新法，连同免役法、青苗法这两项利大于弊、初见成效的条例也一并废除，史称“元祐更化”（宋哲宗年号“元祐”）。由此，也揭开宋朝党争的大幕。
1086年5月，王安石病逝。年底，尽废新法的司马光也病逝。
北宋灭亡后，逃到江南的宋高宗最恨王安石，认为他误导宋神宗，尽乱天下，并派人编《神宗实录》二百卷，对王安石“盖棺论定”，认定此人是“万世罪人”。特别是王安石那几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语，最为正统封建士大夫所诟病。
当然，从南宋的陆九渊到清朝的龚自珍，也有不少人认为王安石“英特高迈，不屑于流俗”，对他予以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诸朝王安石的江西老乡们，对王安石都赞不绝口）。到了20世纪，孙中山和他的国民政府对王安石敬崇有加，而后的新文化运动干将们更认为王安石是“社会主义先行者”。其实，他们都是看中了王安石“摧抑兼并、均济贫乏”这一“思想内核”，而对老王当时对宋朝社会、政治、经济造成的混乱忽略不计。
其实，很多理论都是这样，当时有利，对后世未必有利；当时多弊，对后世可能有利。就看后人如何对这一理论进行“乔装打扮”了。当然，这种打扮皆可假“去芜存精”之名行之。
每个时代的大哲硕儒，如果想震唬世人，要不就自立门庭，要不就大肆为古人翻案，以博取注意力，思及此，我们就更应该冷静地站在当时当地去评价某个历史人物。
明朝大哲学家李贽对王安石的评价最为公允：“（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富国名臣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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