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马于民看似合理，其实最后皆流于虚诞。养马需要规模，需要专业的技术，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承担。如同现在的军事科技开发，如果把导弹、特殊钢以及制导坦克摊发到各个民营小厂去研制，结果肯定是笑话。
此外，王安石等人还对宋廷的兵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减兵并营，把全国的545营合为355营，裁减各地服杂役的厢兵，使全国总兵力从英宗皇帝时的120多万减至80万。如此，省却了大量军费开支；其次，置将练兵。下令京东武卫等六十二指挥辖下禁军，分隶诸路，派主兵官进行分部训练，并允许各地将官自专军政，当地州县不准干预。这一点最“进步”，因为宋太祖开国以来严禁兵将专权太过。
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在背后支持，但赋敛愈重，天下骚然。
一开始对王安石攻击最猛烈的，当数御史中丞吕诲，他上疏抗言：“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惘上，阴贼害物……究（王）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惘上而欺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
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也表示：“小人之言（王安石之计）。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较为公允：“人言（王）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他）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关系不错，便反复再三写信相劝，但王安石依然我行我素，还弄出封《答司马谏议书》（中学课本有此文）。
宋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代价不可谓不大，御史刘述、刘琦、程颢、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等诸多朝臣，相继因其不纳忠言而去职。最后，欧阳修、富弼、文彦博，包括荐用王安石的曾公亮，都被王挤对出朝。
“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借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王安石人品，由此也可见一斑。
有宋神宗撑腰，王安石行为举止也非常狂妄。一次，上元夜，王安石从神宗皇驾，乘马直入宣德门。被卫士呵止。人臣再牛，毕竟是人臣，乘马入皇宫，太有违礼制。
王安石大怒，上表要神宗皇帝“逮治”卫士。御史蔡确等人认为卫士之举是尽职尽责，不应获罪，但宋神宗最终还是杖责卫士。王安石依旧气势汹汹，认为责罚太轻。
新法既行，天下喧嚷。特别不利于王安石的是，恰值新法施行的几年，连年大旱。当然，王安石是“唯物论者”，认定“天变不足惧”。但宋神宗与当时的士大夫没有他那么思想“进步”，暗忖变法是否触犯了“天怒”，才以此示警于人。
富弼的女婿冯京入为参知政事，竭力反对新法。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反对，兴州司法参军郑侠上呈《流民图》，以图解方式谏劝神宗皇帝收回新法。同时，王安石小圈子的内部也开始恶斗，其助手曾布、吕惠卿二人争权夺利，打得你死我活。
曹太后和高太后也流泪劝神宗收手，认定“王安石变法乱天下”。
面对蝗旱涝灾，宋神宗只得颁布《罪己诏》。
在此情势下，王安石自己求去。于是，1074年夏，神宗下诏让王安石“出知江宁府”, “安心休息”。
王安石恹恹离京，过江后与随官饮酒销愁，发现有人已事先在要摆酒的赏心亭墙上写诗一首：“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倍感德，又随钧旆过江东。”
老王大怒，查了半天也没找到作者。
已离朝4年的司马光听闻朝廷有废法之议，兴奋莫名，激动得涕泪横流，他上书指斥“新法”之弊：第一，青苗之法，人民负债，官无所得；第二，免役敛钱，养浮浪子弟；第三，置市易司，与小民争利；第四，熙河开边，得小失大；第五，保甲扰民，不得休息；第六，水利大兴，劳民伤财。
但宋神宗毕竟反复，不久，他再召王安石入朝。
只是此次入京，形势对王安石已经大大不利。入京途中，夜泊瓜洲，老王作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与其说是心怀喜悦，毋宁说洋溢着淡淡哀愁。不祥的预感，已萦绕于王安石心头。想当初，“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那种刚刚大权在手的惬意，一扫而尽。
不仅王安石的变法班子内部形同水火，宋神宗对新法也逐渐产生怀疑，再无先前雷厉风行的态度。
为此，王安石也哀叹：“天下事如同煮粥，烧一把火，又泼一大勺冷水，怎能把粥煮熟呢？”
王安石心灰意冷之际，仍旧在那里死撑。但是，熙宁八年（1075年）十一月，天上彗星出现。彗星出现，在古代预示不是死皇帝就是有大祸事出现，上层下层都害怕。特别是两个老太太，曹太后与高太后，更是吓得不得了，天天哭劝神宗皇帝再不能用王安石。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