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李自成，虽然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并非农民出身，而是一个“下岗”驿卒，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城里人”。他生于陕西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圁川驿（银川驿）充当驿卒。
明代，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驿站能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服务，是很有必要的“公有”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官家”的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的只有一两千两，县官扣下四百后，剩下的交给驿站。这点儿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内有人还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建议整顿驿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销新饷。搞了一年多的时间，裁撤了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成为明王朝灭亡的导火索——明朝裁减驿卒，李自成也在其中，百般无奈之下，愤而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为大明朝掉入历史深渊加了一把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聚起千余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几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关于“闯将”的名号，不少当代和明末、清朝的学者，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的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李自成后来的妻子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闯王”“闯将”都是造反时用的诨名，是并列关系，不是从属关系）。
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来年春天有活干、有粮食吃时，事情会自动平息。但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之人越来越多。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重视这件事时，小打小闹抢粮食的饥民暴动已经发展成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造反了。
崇祯皇帝为解决问题，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
由于朝廷刚刚经历了皇太极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不少精锐部队被抽调至京畿地区。杨鹤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手中兵少剿不过来，就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
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大，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回收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转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农民军的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干部”, “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鹤授予守备（上校团长）一职。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领银子后各自回家。
当时，几乎陕西境内所有的农民军首领，包括“点灯子”“满天星”等，无一不受抚，得到相应官职。但是，得官后的农民军首领有的也留有后手，他们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号称“打粮”。另外，由于明政府只拨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大多数农民仍旧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照旧团结在首领们身边，恋恋不去。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鹤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最终造成“屡抚屡叛”的局面。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花了银子看不见成效，大怒之下罢去杨鹤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剿杀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神一魁”再次造反，攻占宁塞县城。不久，农民军头领们互攻，“神一魁”被杀。
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农民军相继被镇压，郝林庵、“可天飞”等人逐一被杀。这位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以贼杀贼”，铁角城、锥子山等农民军大本营一一被端掉，明军斩首数万人，陕西境内，一时间基本看不见大股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并没有被杀光，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当崇祯朝臣尽力镇压陕西饥民暴动的同时，皇太极在东北地区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
大凌河之战，明军数万精锐被歼，大量先进火器毁坏，损失不可谓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极粉碎了明军东进的战略，迫使明军往后退缩。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发兵二次入关打击明朝，总共持续了三个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带大肆杀劫，掳抢百姓、牲畜不计其数，而后扬长而去。
狂龙入海不回头——崇祯帝轻信农民军“投降”的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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