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可见，活埋“诸生”的事件，与其说是“坑儒”，不如说是“坑方士”。
首先带头逃跑的卢生，本身就是一个祸头。他最早劝秦始皇隔绝诸臣保持神秘才能获得仙药，使得嬴政又发无数黔首把咸阳周遭二百里的宫殿以二百七十条神秘复道相联结，其营建过程中，肯定草菅无数人命；接着，由于得知丞相李斯知道自己所在，嬴政大怒，又杀掉当时值班的左右数百人。所有这些，都和这位向秦始皇兜售神仙药方的卢生有直接关系。
干了这么多坏事，骗了始皇帝那么多金银财宝，这位卢生先下脚为强，自己和骗子搭档侯生两个人率先亡命而去。此举，使始皇帝怒不可遏，所以才对留在咸阳的“诸生”下毒手。
咸阳“诸生”，显然是大骗子侯生、卢生的同行。在秦廷狱吏严刑拷打之下，这些人为减免自己罪过，互相攀引揭发、编造诬告，最终一份大名单摆到了始皇帝面前。余恨难消，嬴政亲自勾决四百六十多人，下令在咸阳活埋，以儆效尤。
不知是误读，还是有意曲解，从前言后语中就可以发现，司马迁所讲秦始皇活埋的四百多个方士骗子徒众，虽然以“诸生”称之，显然他们不是“儒生”，而是方士的门徒。为此，始皇帝的心急打假、杀骗子，日后也成为他摧残文化的一大铁证。
当然，接读下文，字里行间，从秦始皇长子扶苏的嘴里，似乎听得出那些被活埋的人和儒家有些关系——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每天炼丹、变戏法、搞仙方和忙于观星、看相、占卜的方士诸生，忽然在司马迁笔下成了公子扶苏口中“皆诵法孔子”的一类人。我们今人百思不得其解，但确实是这句话成了秦始皇“坑儒”的“证据”。
再细细琢磨，扶苏的话前言不搭后语。按理说，这位皇子如果劝谏老爸，应该先从骗老爸吃大力丸最后又逃跑的那两个方士谈起，可他却突如其来地扯到被活埋的“诸生”，掰扯这些大骗子的生徒都是诵读和师法孔子之说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坑儒”这事儿，从逻辑推，也推不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方士卢生、侯生，有名有姓有相貌特征，想逃脱秦朝法网非常困难。但历史上，他们就忽然消失无踪了，根本没有受到始皇帝的制裁。而被始皇帝在侯生、卢生逃跑事件发生后指名道姓斥责的徐福，如果当时他的学生和学徒都被活埋了，从“连坐”角度看，他也跑不了，肯定要被活埋、腰斩或者具“五刑”。但这老哥毫发未损，依旧逍遥法外。第二年秦始皇巡游天下、寻找仙方的时候，徐福还在自己洞天福地的老巢琅玡台上和始皇帝亲切会面，又从这个天下最大的“苦主儿”手里骗了一大笔金银珠宝。
从徐福的遭遇看，所谓“坑儒”事件，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坑儒”事件，应为后世、特别是两汉儒臣编造而成，主要是为了配合秦始皇的焚书事件。
而且，司马迁《史记》以前的所有文献，都没有“坑儒”的记载。汉文帝时代的政论大家贾谊对秦始皇暴政有专门翔实的论述，说过焚书，但对于比烧书要严重得多的大埋活人事件“坑儒”，却只字未提。包括后来的文学王爷淮南王刘安所编的《淮南子》，以及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的大作《春秋繁露》，也从未涉及秦始皇的坑儒事件。
司马迁《史记》中所言及“坑方士”事件，更有可能是从《说苑·反质》中一条类似小说的野史传闻中得到启发。根据这条野史的描述，逃跑的侯生被抓后，还挺大义凛然，敢于当面斥责秦始皇的暴虐，洋洋数百言，宁死不屈……
为了叙述生动，司马迁很有可能把秦始皇活埋术士放进书里。而《史记》中所谓扶苏劝谏中出现的儒生形象，就很可能不是他写作的初衷了。而且，我们这位太史公之所以非常戏剧性描写秦始皇受术士欺骗的情节，也不是空穴来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史学家，其实都爱搞影射——司马迁当时的“顶头上司”汉武帝，也正五迷三道，天天和一帮方士骗子混在一起，整日幻想自己能得道升天、长生不老……
到了光武中兴后的东汉，儒士卫宏也爱编故事，实地考察验证一番，他把始皇陵南面的骊山坑谷作为坑儒大戏的发生地点——大家看啊，“坑儒谷”有了，被活埋人数也从四百多上升到七百多了，连地点、人物、受难者详细身份都做实了。细节添加的目的，就是使得秦始皇的“罪行”证据确凿，故事也栩栩如生。而且，继之而后的班彪、班固父子和女史学家曹大家（家，此处读音为gū。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在撰写汉书的时候更目的鲜明，大书特书始皇帝暴政，萃取出秦始皇“燔书坑儒”四个字，并写于《汉书·地理志》中。从此，经过日后演变，就固定为“焚书坑儒”并作为一个专有文化名词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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