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三屠 百姓切齿
李成栋亲手策划的大屠杀
南明弘光朝覆亡后，以钱谦益为首的朝臣多送款迎降，劝多铎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再烦兵锋大举。”虽然文人无骨，此话水分也不是太大。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的主人造过几次反外，江南大地一时还真没对清军进行太大的袭扰。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对“扬州大屠杀”的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顽强抵抗后的毁灭后果。
让人极其骇震的是南京和扬州的结果昭然在目——“扬州十日”杀了八十万人；南京城在弘光帝逃跑后由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投降。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确实为江南士绅民众在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日本人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也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大本营默许的，其最初目的也是想效仿清军当时的大屠杀以达到“震慑”中国人心理的目的。殊不料，世易时移，中华民族心理日益坚强，大屠杀反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之抵抗决心。）
偏偏就在此时，清廷忽然下了一道“剃发令”。本来，在1645年6月，清豫王多铎还下过一道命令：“剃头一事，本国相治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摄政的多尔衮下令所有汉人都必须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而这一忽然而来并导致数百万人头落地的命令，竟源于一个无耻之极的汉族降臣孙之獬。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进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他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为报新主提拔之恩，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孙之獬就走了个“偏门”——主动剃发。
孙之獬前脑门一溜精光，后面也拖个大辫子，穿上一套四不像的满服，施施然来，上朝时想博个满堂彩。不料，当时汉人官员仍是博冠大袖、汉人装束，见这么一个老臣不伦不类，心中都觉得又可笑又可鄙，扬袖把他排挤出汉班；满族官员自恃是统治征服民族，也都纷纷脚踢笑骂，把他踹出满班。
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之獬下了朝后立马写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直挠当时摄政的多尔衮心窝：“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清帝顺治当时年仅七岁，全权大事全部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说了算。多尔衮等人本来就是北方武人性格，被孙之獬这一阴激，深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1644年多尔衮入关之前，满人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进献了满文写的辽、金、元三朝史料，想使这些过往“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层“汉化”。特别是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了皇族的消沉和猥琐懦弱。
孙之獬的进言，正好挑起多尔衮的警惕之心，他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来个“满化”，强迫剃发！
这下可好，本来渐趋平静的江南地区顿时如水入沸油般四处暴散起反抗的怒潮。“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直以孔孟伦理为原则的中国人，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即使是统治中国近百年、残暴横行的蒙古统治者，也从未下令要汉人改变装束。
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家族宗法和儒学为源的中国人，或许能把朝代兴替看成是天道循环，但如果有人要在衣冠相貌上强迫其施行历史性的倒退，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和盛唐袍服变成“猪尾巴”小辫，这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就是类似“阉割”之痛。而且，以“夷狄”的形象活着，死后都有愧于祖先，没有面目见先人于地下。
如果说在文化、财产、等级等方面，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那么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几乎所有汉人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连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也在笔记中愤愤不平地记述道：
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其实朱元璋下令是遵依唐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国之民无不人人思螳臂拒车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王家祯《研堂见闻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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