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大错之六
与清廷犹豫不决的和议
皇太极松锦大战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不然，清军虽然大胜，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
明清（后金）之间，长久以来，对和议最积极的，一直是后者。努尔哈赤时代不讲，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与大明交好过过安稳的日子，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戈息兵绝非天方夜谭。皇太极登位后，亦抱如是观点。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前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就这样讲：“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
这些话，无一不实。清入主中原后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皆是事后诸葛亮式的锦上添花。
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辽东之地，原非世有，如今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大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如入中原，女真人的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凡事福祸相倚，日后满族人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同时稳守“传统”，其作用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的女真民族基本上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从明朝方面讲，“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极其严重。特别是朱明王朝是推翻元朝异族政权而定国，民族意识一直是意识形态教育中最基本的原则。长期以来，朝野中所有大儒、正人，皆竭力反对讲和，因为这让他们想起靖康之耻，想起南宋求和的屈辱。即使是袁崇焕出于权谋假装与后金讲和，他被杀时这一点也是一大罪柄：和款误国。所以，明廷上下谈和色变，和议绝对是一个最为忌讳的话题。谁讲“和议”，谁就是叛贼。
松辽大战失败后，明王朝内地形势更是一天紧过一天。那一年初，洛阳、襄阳被农民军攻克，福王、襄王被杀，辅臣杨嗣昌自杀，前兵部尚书傅宗龙（时任三边总督）又死。年底，开封被流贼包围，中原势如鼎沸。一切的一切，均让崇祯帝焦心似火。
但是，作为皇帝，崇祯帝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又极好面子的人，他很想与清军议和，谁都清楚，只有这样才能腾出手来一一剪除内部流寇。最终，趁兵败之际，一直有意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动做出表示，并让大学士谢升出面告知皇帝。
崇祯帝大松一口气，有“大学士”级别的阁臣出面提出此事，自己即可不负责任，无论和谈成败，均可找出进步退身的借口。于是，他就让陈新甲安排，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出关与皇太极议和。
这一使团，是明朝官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的议和使团。当然，明廷架子还是摆得挺大，敕书中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视清廷为属夷。皇太极见书不满，明使周旋，又回京换敕书，来来往往。纠缠期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等坚城均落入清廷之手，明朝在谈判桌上越来越被动。所以，待马绍愉一行到沈阳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五月十四日。那时候，洪承畴、祖大寿作为清人的“阶下囚”，也在沈阳。
对于明廷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清廷贵族认同而重视，而上蹿下跳反对最欢的当属汉人降官张存仁和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轻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程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削之弱之，最后再亡之。可见，这些人的阴狠之心，比他们的满洲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不这样想，他认定自己应坚守东北为国，并不惜居于明朝属国的地位，只要明廷每年能“馈赠”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每年上贡明朝貂皮千张、人参千斤。至于“国界”，皇太极想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与双树铺中间的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
从这些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对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出这些钱绰绰有余，基本就是先前“赏赐”明朝各边蒙古人的数目。如今，清廷已经遍服蒙古诸部，明朝完全可以做顺水人情，把这笔开支换个收家而已。
为表礼敬，明使马绍愉出关，清廷隆重欢送，宴饮极欢。
马绍愉行至宁远，立即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一五一十写下来，秘报人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
陈新甲仔细阅后，思虑重重，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做“功课”。
陈新甲家僮很勤快，见到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言路哗然，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是“叛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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